李•哈维•奥斯华德的毒性遗产

美国的自由主义出现了什么问题？像富兰克林・罗斯福,杜鲁门和约翰肯尼迪这些充满自信的、乐观的和实际的民主党派人士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他们最亲密的当代的化身乔・利伯曼被赶出了这个政党呢？反美国主义到底对学校、媒体和好莱坞产生了什么影响？自由的风到底从何处而来？安・寇特（Ann Coulter）, 杰夫・雅各布（Jeff Jacoby）, 米歇尔・马尔金（Michelle Malkin）和教育媒体研究中心等的保守派在1111文件中广泛记载的。

在一部力作中，曼哈顿研究所的皮尔森（James Piereson）提出了一个不仅新颖也很让人信服的历史性解释。他的著作《卡米洛城和文化革命：刺杀肯尼迪总统的行动如何摇撼了美国的自由主义》 （Encounter），追溯了自由主义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反美国主义的陷阱，得出了表面上看次要的事实，就是李・哈维・奥斯华德既不是隔离主义者也不时冷战分子，而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下面是皮尔森的论点：

在1963年11月22日刺杀肯尼迪之前的接近四十年中，革新论或者自由主义占支配地位并且几乎成为唯一的公共哲学；肯尼迪，是一位现实主义的中间派议员，生长于一个实际的传统中，这个传统的目标是成功的扩张民主和福利国家。

相较之下，像艾森豪威尔这样的共和党人缺少高级的自由主义的替代物，所以只是使自由主义慢下来。在小威廉・巴克里带领下的保守派的“剩余人物”实际上对政策毫无影响。激进的右派，代表性的就是约翰・伯奇协会则涌出的是毫无逻辑的和不切合实际的狂热。

皮尔森解释刺杀肯尼迪的事件大大的影响了自由主义，因为奥斯华德，这个新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刺杀了肯尼迪来保护卡斯特罗在古巴的统治免受总统的影响，因为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挥舞着美国的军事王牌。简言之，肯尼迪的死是因为他在冷战期间太强硬。自由派反对这一事实，因为这与他们的信仰体系相违背，相反他们让肯尼迪看起来成为激进右派的受害者，同时是为自由而牺牲。

这种政治的幻觉需要两个大胆的步骤。第一个是适用在奥斯华德身上：

通过把他定为极端右翼分子而忽略他的共产主义的特征。因此，新奥尔良州的地区律师Jim Garrison宣称“奥斯华德读起《我的奋斗》比读起《资本论》感觉更加舒服。
将他的地位降到无意义，主要通过（1）理论性的认定其他16位刺杀者或者（2）编造了一个巨大的阴谋活动，就是把奥斯华德说成是黑手党，三K党，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白种苏联人，德克萨斯州的石油亿万富翁，国际银行家，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军工集团，将军或者肯尼迪的继承人林登・约翰逊的替罪羊。

随着奥斯华德几乎被从各种叙述中删除，甚至变成了一个替罪羊的时候，统治人物（约翰逊，肯尼迪夫人，埃德加・胡佛和许多其他人物）继续采取了第二大惊人的措施。他们并不把刺杀归罪于共产主义者奥斯华德尔，而是归罪于美国人民，尤其是激进的右派，控告他们杀害了肯尼迪，因为他在冷战时期太软弱或者乐于迎合美国黑人的民主权利。以下就是皮尔森所引用的过分扭曲事实的四个证明文件：

大法官Earl Warren 谴责假定的“由顽固分子注入我们国民生命中的仇恨和痛苦”。
参议院多数领袖Mike Mansfield气愤的指出“顽固、仇恨、偏见和无知在那一刻集中转化为的恐怖力量将他杀死”。
众议院议员Adam Clayton Powell 建议说，“不要为杰克・肯尼迪哭泣，要为美国哭泣”。
一篇《纽约时代》专论悲伤的指出“整个美国都要蒙受疯狂和仇恨将总统约翰肯尼迪杀死的羞辱。

在这些“否认或者无视”奥斯华德的动机和罪恶的言论中，皮尔森定位了美国自由主义的从起源之处走向了反美国的悲观主义。“改革论者强调美国的自由主义曾经是满有实效的和向前看的，现在已经被全国的自责代替。”

将美国视为粗鲁的、暴力的、种族主义的和军国主义的观点把自由主义的中心从经济转向了文化问题（种族主义，女权主义，性自由，同性权利）。这种改变促进了20世纪60年的反文化运动的产生；更长远的是，它孕育了对待传统美国制度的价值和配置美国军事力量的有效性之间的“矛盾情感”，这些军事力量在44年之后仍然是自由主义者的普遍观念。

因此奥斯华德的毒性遗产在2007年仍然存在，仍然伤害和反蚀着自由主义，也仍然污染着全国大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