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 年 1 月科威特战争前夕，Saddam Hussein 的首席发言人会见美国国务卿时，Tariq Aziz 对 James Baker 说了一些不同寻常的话。伊拉克的一份文稿引用他的话说："任何一个阿拉伯政权都绝不会与以色列或美国开战，也不会在政治上失败。"[1]
 1991 年 1 月 9 日日内瓦会谈开始时，伊拉克外交部长 Tariq Aziz（左）与美国国务卿 James Baker 握手。 |
在 1980 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担任黎巴嫩外交部长的著名政治学教授 Elie Salem 对此表示赞同：
胜败的逻辑并不完全适用于阿拉伯-以色列的情况。在与以色列的战争中，阿拉伯人庆祝他们的失败，就好像他们获胜了一样，总统和将军们的出名更多是因为他们丢失的城市和地区，而非他们手下解放的城市和地区。[2]
他们的表现略有夸张，因为 1948-49 年，叙利亚、埃及、伊拉克和约旦军队输给以色列确实让这些政权付出了沉重代价，其中三个政权倒台，只有一个政权勉强存活下来。[3]除了这个例外，军事上的失败通常不会令战败的阿拉伯统治者遭受损害。事实上，战场上的灾难在政治上可能是有用的，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以色列或美国，也同样适用于阿拉伯内部冲突，以及伊朗人、非洲人或欧洲人。自 1956 年以来的这六十五年里，讲阿拉伯语的统治者很少因军事上的失败遭受损失，有时还会从中获益。
以下分析通过二十一个例子确立了这种模式，其中十九个示例非常简短，两个分析较长，之后则对这一模式进行了说明并从中得出结论。[4]
示例（1956-2014 年）
 1956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埃及总统 Nasser 遭受了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羞辱性的军事打击，但这一事件帮助他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成为了阿拉伯政局的主导人物。 |
1962-67 年埃及在也门的战争。经过五年的激烈战争、巨大开支和大量伤亡后，Nasser 无条件地从也门内战中撤出了已经因六日战争被削弱的埃及军队。Nasser 几乎没有为这场灾难付出任何国内政治代价。
1967 年 4 月叙利亚和以色列冲突。4 月 7 日，叙利亚损失了6架 MiG-21，以色列没有任何飞机损失，但这场战斗并未在大马士革引起恐慌。恰恰相反，十天后 Nur ad-Din al-Attasi 总统称，飞机的损失"对我们非常有用"。[6]
1967 年 6 月六日战争。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军事失败之一促使埃及的 Nasser 向选民道歉并主动提出辞职，但选民的回应是，大批选民涌上街头,呼吁他们的 ra'is（总统）继续执政,而总统也真的这么做了，他掌握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权力，直至 1970 年自然过世。在叙利亚，1967 年的灾难发生三年后，国防部长 Hafez al-Assad 成为了该国的绝对独裁者，掌权长达 30 年之久。约旦国王 Hussein 一直在位，直到他去世，而那也是三十年之后的事情了，Hussein 很大程度上一直控制着局势，而且备受尊敬。
1968 年卡拉马区 (Karama) 战争。虽然 Yasser Arafat 领导的法塔赫 (Fatah) 在与以色列的第一次重大武装冲突中遭遇了失败，但它宣称自己取得了胜利，并说服了许多人，这样的事情他们做了不止一次。就连以色列将军Aharon Yariv 也承认："对他们来说，这次是军事上的失败，但却是道德上的胜利。"[7]
1973 年赎罪日战争。在与叙利亚和埃及军队的联合作战中，以色列一开始打得磕磕绊绊，但后来它恢复了状态，取得了辉煌的军事胜利。尽管如此，埃及的 Anwar Sadat 依旧将这场战争描述为埃及的胜利，他们至今仍然在庆祝这次胜利，并利用这一所谓的成功令随后其与以色列的外交合法化。
Sadat 将埃及在赎罪日战争中的失败描述为胜利，他们至今仍在庆祝这次胜利。 |
叙利亚的 Assad 也宣称取得了巨大胜利。他的传记作者Moshe Ma'oz 承认："虽然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Asad 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但在许多叙利亚人和其他阿拉伯人看来，他成功地把自己的失败变成了胜利。"据 Ma'oz 报道，叙利亚人支持 Assad"在军事和外交方面自豪而大胆地进行战争"。因此，"在战争期间及之后，他在叙利亚的声望和人气都一路飙升"。[8]
1975-91 年西撒哈拉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政府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中各自支持一方，最终摩洛哥及其盟友取得了胜利。阿尔及利亚 1979-92 年担任总统的 Chadli Bendjedid 几乎没有为这次失败付出任何政治代价。
1976-2005 年叙利亚占领黎巴嫩。无力且分裂的黎巴嫩政府无法阻止叙利亚军队进入黎巴嫩，也无法阻止叙利亚军队在黎巴嫩驻扎二十九年。虽然这样的失败旷日持久，但统治阶层的精英们依旧继续执政，就好像根本没有什么改变一样。民众起义最终将叙利亚人赶走时，那些精英们依旧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1980-88 年两伊战争。Saddam Hussein 发动了两伊战争，这次战争分为两个主要时期。第一阶段是 1980 年 9 月至1982 年 7 月，在此期间他发起了攻击。当战事恶化，随后伊拉克不得不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进行防御时，Saddam Hussein 并没有在国内付出任何代价。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争结束两年后的 1990 年 8 月 15 日(也就是他入侵科威特的第 13 天)，Saddam Hussein 突然将伊拉克在八年战争中取得的所有成果交还给了伊朗："伊拉克在 Baghdad 电台宣布，伊拉克将承认伊朗存在争议的战前边界，释放所有战俘，并最早于周五开始从伊朗西南部约 1000 平方英里的被占领地区撤兵。"[9]这次可耻的撤退几乎无人注意，Saddam 也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1982 年以色列对叙利亚。在对黎巴嫩发起的空袭中，叙利亚军队对战以色列军队时损失了大约 90 架飞机，但没有击落一架以色列的飞机。而 Assad 毫发无损；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他与可怕的以色列敌人展开较量的胆量反而提高了他的声望。
1982 年以色列在 Beirut 对战 PLO。Arafat 利用话术将从 Beirut 的屈辱撤退变为了政治上的胜利，他强调以色列人打败他用了很长时间（88 天），这比他们击败常规阿拉伯军队（1956 年 9 天、1967 年 6 天、1973 年 20 天）所用的时间要长得多。时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PLO) 宣传员的 Rashid Khalidi 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甚至将规模很小的Beirut 行动（以及因此造成的 88 名以色列人死亡）与纳粹长达两年半的 Leningrad 包围行动（和由此造成的大约 200 万人失望）进行了比较。[10]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溃败进一步被描述成了辉煌的成功；几年后，哈马斯重申："我们的人民......羞辱了以色列......破坏了它的决心。"[11]
1983 年 PLO 撤出 Tripoli。叙利亚军队迫使 PLO 离开他们在黎巴嫩的最后一个据点时，Arafat 不出所料地做出回应，将这次撤离变成了道德上的成功。根据他的传记作者所说，"这位 PLO 的领导人在又一次的历史性挫折中，仍然打算利用这种情况来发挥其戏剧价值。"[12]
在遭遇了美国战机袭击的耻辱之后，Qaddafi 依旧吹嘘表示这段插曲是美国的耻辱。 |
1986 年美国轰炸利比亚。在遭遇了美国战机袭击的耻辱之后，Muammar Qaddafi 对自己的幸存夸夸其谈。除其他措施以外，为了纪念这一成就，他在他的国家的正式名称中加上了"伟大"('uzma) 一词，让它变成了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大民众国 (Great Socialist People's Libyan Arab Jamahiriya)。九年后，他依旧将这段插曲称为美国的耻辱：
美国从不承认自己的损失。（1986 年）他们突袭我们时，我们不是击落了美国 15 架飞机吗？但美国只承认损失了两架飞机。美国从不谈论她的战败和损失；她保持沉默。美国甚至拒绝承认他们袭击我家的中队队长被我们击落，并在坠机中丧生。他们从未承认这名中队长的丧生，直到我们把他的尸体交给了梵蒂冈让他们难堪。[13]
1987 年乍得民兵对利比亚。在乍得，利比亚资金雄厚而且得到苏联支持的盟友耻辱地输给了乌合之众部队；正如我当时与人合著的文章里所写的那样："四轮驱动的丰田打败了坦克舰队。"[14]但这场灾难对 Qaddafi 的声望以及他对利比亚的统治并没有产生明显影响。
1990 年伊拉克对科威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进攻发生在伊拉克的威胁持续了几个月之后；但是科威特的军队并没有处于戒备状态，很快就被击垮，导致 Emir Jaber al-Ahmad as-Sabah 立即仓皇越过边境逃往沙特阿拉伯，他在那里的酒店套房里监督科威特流亡政府。尽管 Jaber 准备不足，行动也并不英勇，但没有任何人在战斗期间和之后对他提出质疑。
2006 年真主党对以色列。真主党输给了以色列，但输得很体面，因而增强了 Hassan Nasrallah 对真主党的控制。战斗结束后，他对群众集会发表讲话，称这是"神圣和战略性的胜利"。[15]讽刺的是，Nasrallah 后来承认挑起冲突是他犯下的一个错误，[16]但几乎无人在意这一点，15 年后，他仍然牢牢掌控全局。
2008-09 年哈马斯对以色列。在以色列被称为"铸铅行动 (Operation Cast Lea)"的持续 3 周的战争中，以色列在战场上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数约超过以色列死亡人数的 100 倍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但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却极其糟糕（联合国的戈德斯通报告和带来 45 亿美元资金的加沙重建国际会议则是这方面的标志)。哈马斯领导人从战争中发迹，并且因军事失败而掌握更大权力。
2012 年哈马斯对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可能杀死了许多哈马斯领导人，摧毁了哈马斯的基础设施，令加沙陷入困境，但哈马斯一如往常在停火生效的第二天号召庆祝节日。狂欢是如此盛大，以至于射到空中的炮火导致一人死亡，三人受伤。不仅如此，哈马斯还宣布之后每年 11 月 22 日作为纪念日："我们呼吁每个人都举行庆祝活动，看望烈士家属、伤员和失去家园的人。"[17]
2014 年哈马斯对以色列。战争摧毁了加沙，但战争结束后，巴勒斯坦人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9% 的人认为哈马斯赢了；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总统 Ismail Haniyeh 的支持率从 41% 上升到了 61%。[18]（数周后，这两个数字分别小幅下降至 69% 和 55%。）[19]这种支持延伸到了军事战术领域，94% 的人支持与以色列军队进行军事接触，86% 的人则支持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阿拉伯领导人可以战败，而他们为此付出的政治代价总是几近微乎其微。 |
这次调查表明，阿拉伯领导人可能会输给任何国家：西方大国（美国、英国、法国）、以色列、非洲民兵组织、非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伊朗）或阿拉伯国家（也门、叙利亚、伊拉克），但都毫无影响。他们为此付出的政治代价总是几近微乎其微，有时失败甚至会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利益。
案例研究 1：1991 年科威特战争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导致三十九个国家组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联盟。该联盟于 1991 年 1 月 17 日袭击伊拉克部队，并于 1991 年 2 月 28 日巴格达投降时结束了战争。人们迅速达成共识，认为伊拉克领导人 Saddam Hussein 必须辞职，否则他的政权就将被推翻。
但 Saddam 并不打算这么做，他已经准备好了夸大其词的主张。Saddam 政权最初表示，"真正决定性和历史性的战斗"即将到来，这标志着"世界帝国主义开始终结"。[20]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开始进攻后，Saddam 政权建立了短波 Mother of Battles Radio（阿拉伯语：Idha'at Umm al-Ma'arik）用来播送对战盟军即将取得的胜利。
 尽管伊拉克部队溃败（上图为伊拉克企图撤退后的死亡高速公路 (Highway of Death)），但当局媒体坚持他们取得了胜利。"你们已经胜利了，" Radio Baghdad 这样告知了伊拉克部队。[摄影：© Daniel Pipes] |
之后事情就不那么顺利了，伊拉克军队被击溃（"土耳其射击"），民用基础设施随之遭到"世界末日将近般的"破坏。尽管如此，当局媒体仍然乐观地坚称，他们在沙漠风暴行动 (Operation Desert Storm) 中取得了众所周知的胜利。"你们已经把所有的邪恶首领聚在一起打败了，" Radio Baghdad 这样告知了伊拉克部队，并且声称他们已经将美国的威望"踩进了泥里"。[21]
即使在正式承认战败后，巴格达继续宣称他们取得了胜利。这方面的一个著名例子发生在战争结束四年后，当时伊拉克的参谋长 Iyad ar-Rawi 宣称："我们取得了传奇般的胜利。伟大的伊拉克军队在第一次地面战斗中击溃了美军和盟军，这是"百战之母 (the Mother of All Battles)"一书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屠杀。"Rawi 接着讲述了（虚构的）科威特机场战役以及 Basra 西南部的一次大规模坦克遭遇战，并称后者是"历史上最激烈的坦克战之一"。他总结表示，George H.W. Bush"被迫在1991 年 2 月 28 日单方面宣布停火，因为他知道美军无法承受地面战斗造成的伤亡。"[22]
国外的支持者支持这些胜利宣言。1994 年 11 月巴勒斯坦警方的毕业典礼上，唱诗班唱起了歌颂 Saddam Hussein 的歌曲。Saddam 的一些支持者并不关心他是否真的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这样的心态助长了这种幻想。因此，突尼斯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萨达姆的狂热支持者 Hichem Djaït 评论表示："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尽管这场战争以失败告终。"[23]
这种一览无遗的欺骗行为帮助 Saddam 维持统治，使他能够恐吓任何潜在的叛乱分子，借助他的国家所遭受的灾难（包括人均收入下降 90%）上位，并继续掌权十二年。直到 2003 年以美国为首的部队明确以推翻 Saddam 为目的重返伊拉克的时候，Saddam 才下台，最终陷入困境。
案例研究 2：2021 年哈马斯对以色列
哈马斯及其盟友几乎一致认为，哈马斯在 2021 年 5 月与以色列的冲突中取得了胜利，尽管美联社称"战争给无数巴勒斯坦家庭造成了可怕的损失，他们失去了亲人、房屋和工作"。[24]
 2021 年哈马斯对以色列。尽管加沙遭受了惨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但哈马斯领导人 Khalil al-Hayya 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宣布："整个巴勒斯坦城市都在庆祝......因为这是我们齐心协力取得的胜利。" |
就在战斗开始两天后，哈马斯领导人 Ismail Haniyah 就已宣布，他的组织"在耶路撒冷之战中取得了胜利"。[25]5 月 21 日停火生效后，这样的言论成倍增加，当时 Haniyah 声称这是"战略性的神圣的胜利"[26]，并宣布哈马斯"击败了谈判幻想，击败了世纪协议，击败了失败文化，击败了绝望计划，击败了定居计划，击败了与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地区共存的计划，并且击败了与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地区关系正常化的计划。"[27]
同样地，哈马斯领导人 Khalil al-Hayya 在加沙的一次群众集会上高呼："巴勒斯坦的各个城市都在庆祝......因为我们齐心协力取得了这次胜利。"[28]他补充道，"我们有权庆祝。......这是胜利的喜悦。"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 领导人 Ziad al-Nahala 为其组织的胜利感到高兴，并威胁要炸毁特拉维夫市，作为向"针对我们的战士或领导人的任何暗杀行动"做出的报复。[29]
外国支持者也表达了庆祝之意。真主党 (Hezbollah) 的 Hassan Nasrallah 称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是"伟大的胜利"；[30]伊朗的 Ayatollah Ali Khamene'i 祝贺表示这是"历史性的胜利"，[31]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Quds Force) 指挥官 Esmail Ghaani 称赞说这场战斗"摧毁了犹太复国主义军队的骄傲"。[32]（作为回应，PIJ 的一位发言人对伊朗政府表示，说伊朗政府是"我们的胜利伙伴"。）[33]就连几个月前曾与以色列签署了正常化协议的摩洛哥总理 Saad Eddine El Othmani 也祝贺 Haniyeh 取得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胜利"。[34]
显然巴勒斯坦民众也被说服了。事实上，凌晨 2 点停火协议刚刚生效，"加沙街头就又恢复了疯狂的生活。人们从家中跑出来，有的高呼'真主至大 (Allahu Akbar)'，有的人在阳台上吹口哨。许多人向空中开枪，庆祝战斗的结束。"[35]大批人群"庆祝冲突结束，对哈马斯赞不绝口。"到处都是午夜庆祝活动：
加沙居民在自家露台上欢呼雀跃。几乎漆黑的社区上空响起了庆祝的枪声，满是弹坑的街道上，几辆汽车响着喇叭呼啸而过，加沙城周围的清真寺里满是对上帝的赞美之词。加沙人举着手机作灯沿着海滩游行。[36]
之后几天，哈马斯及其规模较小的盟友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 举行了大规模的公开庆祝活动。
这些狂欢对哈马斯而言是有政治益处的。Khaled Abu Toameh 评论表示："哈马斯在以色列各地发射了数千枚火箭弹和导弹，因此在巴勒斯坦人中的声誉急剧上升。"他总结表示，巴勒斯坦人"认为哈马斯领导人是巴勒斯坦人真正的英雄，而且寻求与以色列进行武装斗争"；他们没有时间关注 Mahmoud Abbas 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37]换句话说，战场上的失败给哈马斯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红利。
说明
为何可以不受处罚？六个因素可以解释：荣誉、宿命论、阴谋论、夸夸其谈、宣传和困惑。
荣誉。对讲阿拉伯语的人来说，荣誉很重要，维护荣誉可能比实际取得的成就更重要。"对阿拉伯人来说，荣誉重于事实，"Margaret K. Nydell 解释道；原因比结果更重要。[38]Elie Salem 对此表示赞同，他说阿拉伯领导人"得到赞美是因为他们的意图，而不是他们的成就。"正因为如此，"1967 年 6 月战败后，Jamal Abd al-Nasi 却成了英雄"。Anwar al-Sadat 虽然赢得了和平，但却不认同阿拉伯人的主流心理，因此成了恶棍。"[39]更广义一点来说，Fouad Ajami 解释道：
在梦想不断受挫的阿拉伯政治史上，那些有分寸，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实用主义者不会得到多少荣誉。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对那些领导进行破坏性的运动从而追求实现不可能的目标的人持有赞同态度。[40]
宿命论。。宿命论认为结果是 maktub（注定的），所以无需责怪领导者。加州州立大学的As'ad Abu Khalil 指出，失败时人们倾向于解释说"自己对自己的行动和行为没有任何影响。只有上帝在行动。"领导者们通过援引"命运的不可逃避性"，免除了"阿拉伯政权和军队"对失败本应承担的"任何责任"。他指出，这种模式"已具备可预测性"。[41]
因此 1967 年 6 月以色列击溃埃及武装部队之后，Nasser 试图表示，他或军队都无法避免他们所经历的失败。为了让他的政府免于承担罪责，并表明他的政府只能这么做，他引用了一句阿拉伯谚语（"预防不会改变命运的进程 (Precaution does not change the course of fate)"），以及一句日常的比喻（他说埃及"就像一个人在街上被车撞了"）。[42]与此同时，约旦国王 Hussein 用这样的见解安慰他的臣民："如果你们没有得到荣耀的奖赏，那不是因为你们缺乏勇气，而是因为这是真主安拉的旨意。"[43]
阴谋论。阴谋论造成了一种假设，即每一次与以色列或西方大国的对抗都意味着敌人打算消灭他们的统治者，占领他们的国家，改变他们的政治制度，并剥削他们的资源。当这些后果没有出现时，他们的逃避就被描述成一种胜利。埃及分析家 Abdel-Moneim Said 指出："我们庆祝胜利，因为敌人未能实现我们定义的目标。至于我们的目标，我们从一开始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们不会计入我们的战争与和平方程式。"例如,埃及人普遍认为这是 1967 年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设定的目标,Said 这样回忆战败后他在学生出版物工作的时光："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发现在那家报社工作的我的不少同事都相信我们赢得了 1967 年的战争！"所以怎么会这样呢？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以色列-美国侵略的目标是推翻埃及身披荣光的总统和社会主义制度,但鉴于 6 月 9 日和 10 日人们大规模示威支持总统和总统的英明领导后总统依旧掌权，而且社会主义制度依旧在运作,敌人并未实现他们的目标。因此,我们赢了！
Said 发现，这一"总体逻辑路线"在其他例子中也普遍适用，例如 1991 年科威特战争后的 Saddam Hussein、2006 年真主党 (Hezbollah) 与以色列战争后的 Hassan Nasrallah、叙利亚内战中的 Bashar Assad，以及 2014 年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
以 2014 年为例，Said 注意到战争死亡人数（2100 名巴勒斯坦人对 72 名以色列人）和破坏程度的巨大差异，然后得出结论表示："加沙最近发生的战争的结果很难被记为巴勒斯坦人的胜利。"但是，哈马斯领导人宣布他们取得了胜利，理由是"以色列的目标是消灭哈马斯，停止发射导弹。因此，只要哈马斯和导弹依旧存在，巴勒斯坦人就应该为这一重大胜利而欢呼。"[44]
夸夸其谈。夸夸其谈是阿拉伯政治生活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令领导人和追随者都被语言的力量所吸引，即使他们所说的话与现实毫无关系。母语是阿拉伯语的心理学家 E. Shouby 在 1951 年的报告中指出，相比西方语言，阿拉伯语使用者"过分强调单词本身的重要性，而不太关注单词的含义"，因此"单词和它们所代表的事物之间出现了混淆"。[45]Walter Laqueur 在 1968 年指出，阿拉伯人"几乎有无限的能力会去相信他们希望相信的东西。"[46]
1973 年 Theodore Draper 进一步解释了这个概念：
每当阿拉伯语声明被引用时，就会出现阿拉伯的"修辞"问题。应该认真对待吗？还是阿拉伯人尤其喜欢夸夸其谈？每当阿拉伯发言人说了一些挑衅性特别强或令人发指的话时，总会有人说"他们从来都不是真心的"。......我甚至听到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外交部长对一群美国人说，阿拉伯人对西方的理性主义过敏，如果西方人想与阿拉伯人打交道，则必须采用看似没有理性的阿拉伯思维方式。[47]
据一个伊拉克人所说，对 Saddam 而言，"生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上演一出好戏。" |
宣传。宣传促使一些阿拉伯领导人为他们的事业寻求支持。奇怪的是，他们采取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一种是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另一种是以色列人和全球左翼。采用第一种方式后，"骏马 (strong horse)"的格言开始发挥作用：统治者试图让自己表现得和群众应该追随的英雄人物一样。因此伊拉克人 Hussein Sumaida 这样解释 Saddam Hussein 对西方世界大多数国家采取行动的动机："胜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上演一场好戏，赢得阿拉伯世界的心。"[48]
以色列和全球左翼的反应截然不同，他们把自己描述成了富有同情心的受压迫者和受害者。为此，哈马斯定期（2008-09 年、2012 年、2014 年、2021 年）攻击以色列，他在进行攻击时完全清楚自己在军事战场上肯定会失败，但却希望在政治舞台上获得优势，他所期待的政治舞台包括了以色列左翼人士、全球大学校园、国际媒体和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地方。
Barry Rubin 称之为"自杀策略"，并对其逻辑进行了解释："我要发动一场我赢不了的战争，这么做的目的在于制造一种局面，让对方破坏我的基础设施，杀害我的人民。那么我将在军事上失败，但却在战斗中获胜。怎么样？"Rubin 列举了这么做的三个好处：以色列人是懦夫，因此他们遭受的任何伤害都会让他们撤退；受苦的加沙人会让以色列人感到抱歉并撤退；"国际社会"将敦促以色列停止战争，并给予哈马斯好处。[49]
真相是什么？当人们在两份相互矛盾的现实报告之间犹豫不决时，往往会选择他们更喜欢的那份报告，无论是移民 (Angela Merkel: "Wir schaffen das")、公投前景（英国退欧），还是选举结果（"停止偷窃 (Stop the steal)"）都是如此。如果 "Baghdad Bob" 报告表示美军坦克进入视野时，美国人会在巴格达找到他们的"坟墓"，我们该相信什么？当然了，Saddam Hussein 被捕时，有些阿拉伯人表示了怀疑；其中，埃及商人 Hassan Abdel Hamid 拒绝相信这一消息，称之为"美国的宣传和谎言"。[50]这种不良影响鼓励阿拉伯人民忽视战败的现实，以及他们造成的大屠杀，反而坚持追随那些领导人。
结论
这种生存或从失败中获益的模式也延伸到了其他穆斯林领导人身上。例如，1965年的印巴战争中，巴基斯坦外交部长 Zulfikar Ali Bhutto 领导他的政府与印度发生了灾难性的冲突，他在这场惨败中脱颖而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收获了更高的人气，这令他八年后成为了总理。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说："他的言辞越离谱......站在巴基斯坦观众面前的 Zulfi Bhutto 英雄形象就越高大。"[51]同样地，伊朗领导人延长了与伊拉克的战争，并在 1982 年 7 月到 1988 年 8 月期间持续进行攻击；攻击失败后，Ayatollah Khomeini"喝下了圣杯中的毒酒"，接受了停火协议，他和他的政权都没有因为自己六年间的愚蠢行为而莫受任何损失。最近的一个例子是 Recep Tayyip Erdoğa，他在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惨败并没有削弱他的权力。
这种生存或从失败中获益的模式也延伸到了其他穆斯林领导人身上。 |
与之相反，输掉战争通常对非穆斯林领导人会产生重大影响。在中东，Golda Meir 和 Moshe Dayan 都为 1973 年令人失望的以色列表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Nikol Pashinyan 也为 2020 年亚美尼亚糟糕的表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通常即使是外围战争的失败也会产生重大影响：阿尔及利亚对法国政局的影响，越南对美国的影响，阿富汗对苏联的影响。我们很难想象非穆斯林领导人能在 1967 年埃及和 1991 年伊拉克这种毁灭性的溃败中幸存下来。
战败的统治者可以庆祝失败，这就引发了道德风险，并令这些统治者有了更强的侵略性。如果战败及其产生的可怕影响对你毫无作用，那么为什么还要担心呢？这种模式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中东会发生如此之多的战争。用于购买武器的资金始终充裕，民众的痛苦无关紧要，经济损失微乎其微，统治者可以期望（在战后）毫发无损地继续生存。既然风险如此之低，那么不妨给战争一个机会，同时希望取得最好的结果。
Daniel Pipes (DanielPipes.org, @DanielPipes) 是中东论坛主席。©2021.保留所有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