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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主义者和左翼分子]联合的威胁作者 Daniel Pipes 英文原文: [The Islamist-Leftist] Allied Menace 在去年11月访问了伊朗期间，社会主义者查韦斯（Hugo Chávez）说，“这两个兄弟国家，联合起来就像一个拳头一样紧密，”庆祝自己和伊斯兰教主义者内贾德的联盟。 切·格瓦拉的儿子Camilo也在去年访问了伊朗，宣布他的父亲会“支持这个国家当今与美国的斗争。”他们正追随了卡斯特罗 的足迹，卡斯特罗在2001年的一次访问中告诉他的招待人员，“伊朗和古巴，彼此合作能让美国人跪下。” Ilich Ramírez Sánchez （“胡狼卡罗斯”） 在他的L'islam révolutionnaire （《革命的伊斯兰教》）一书中写到“只要马克思主义者和伊斯兰教主义者联合，我们就能彻底毁灭美国。” 不仅仅是拉丁美洲的左翼分子看到了伊斯兰教主义的潜力。伦敦的托派市长Ken Livingstone拥抱了著名的伊斯兰教主义的思想家卡拉达维（Yusuf al-Qaradawi）。美国前任总检察官Ramsey Clark访问了霍梅尼，并提供支持。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Noam Chomsky访问了真主党的领袖哈桑·纳斯鲁拉并表示支持真主党继续保留它的武器。荷兰的住房、社区和综合部长Ella Vogelaar非常怜悯伊斯兰教主义，以至一位伊朗出生的批评家Afshin Ellian教授称她是“伊斯兰教化的部长”。 2004年Dennis Kucinich在他的第一次总统竞选中引用了《古兰经》的话，并激发了一位穆斯林观众高唱“Allahu akbar”的圣歌（“安拉很伟大”），他甚至宣布，“在我的办公室里有一本《古兰经》。” 英国社会劳工党的青年报纸Spark,，称赞英国袭击了特拉维夫的一家酒吧的自杀爆炸分子阿西夫-穆罕默德-哈尼夫是“革命青年中的英雄”，他真正实施了自己在“国际主义精神”中的使命。美国的共产主义报纸《工人世界》发表了一份称赞真主党的恐怖主义分子头目穆尼耶的文章。
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冷战期间，伊斯兰教主义分子支持苏联对抗美国。正如霍梅尼在1964年所说的，“美国比英国更差，英国比美国差，苏联比两者都差。每一个都比另一个差，都更加令人讨厌。但是今天我们很担心这个恶毒的政体就是美国。”在1986年，我写过“苏联收到了一点点的仇恨，而所有的怨恨都指向了美国。” 左翼分子也一样。在1978-1979年，法国的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表达了对伊朗革命的极大的热情。阿弗雷和凯文·安德森这样解释到： 在米歇尔·福柯的整个一生中，他对真实性的定义就是看看那些住在危险中，面临死亡的人们，那才是创造力的发源地。按照尼采和乔治·巴塔耶的传统，福柯已经收买了那些推进理性的极限的艺术家，他用极大的热情写到，目的是为那打破新界限的非理性辩护。1978年，福柯在革命性人物霍梅尼和上百万冒着生命危险跟随霍梅尼的人的身上发现了这种有犯罪倾向的力量。他知道这种“极限”经验会导致新形式的创造力，他充满热情的表示支持。 另外一位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把伊斯兰教主义者描述为奴隶，他们试图背叛压制性的秩序。1978年，福柯称霍梅尼是“圣徒”，一年以后吉米·卡特的驻联合国大使 Andrew Young称他是“某种圣徒”。 看了两大运动之间的巨大区别之后，这一良好的祝愿就极为令人惊讶了。共产主义者是无神论者和左倾世俗主义的；伊斯兰教主义者实行的是无神论，强制执行宗教法律。左翼高举工人；伊斯兰教主义让穆斯林享有特权。一个梦想着工人阶级的天堂，另外一个梦想伊斯兰教王国。马克思主义表示性别平等；伊斯兰教主义压迫妇女。左翼分子蔑视奴隶制度；有些伊斯兰教分子则支持之。正如记者Bret Stephens 所说的，左翼在过去四十年曾经致力于“拥护伊斯兰教最反对的自由：就是性和繁殖能力的自由，同性恋权利，宗教自由，色情文化，和各种形式的艺术型犯罪，和平主义等等。” 这些差异似乎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任主席奥斯卡·拉方丹所试图找到的共同点变得微不足道，他发现：“伊斯兰教依靠社会，这就是反对极端的个人主义，而这也在西方收到威胁而不断衰落。[此外]，虔诚的穆斯林应该和他人分享财富。左翼也希望看到强有力的帮助弱者。” 然而为什么大卫·霍洛维茨所称的左倾伊斯兰教主义者的形式是“邪恶的联盟”呢？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首先，正如英国政客George Galloway 所解释到的，“全世界的改革运动和穆斯林有着共同的敌人，”就是所谓的西方文明，尤其是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加上犹太人，基督教徒和国际资本主义分子。在伊朗，根据伊朗政治分析家Saeed Leylaz所说的，“政府实际上在五年以前已经允许了左翼实施行动，他们可以对抗宗教自由分子。” 听听他们的可互换的话语：Harold Pinter把美国描述为“由许多犯罪的疯子掌管的国家”，此外奥萨马·本·拉登称这个国家“不公平、充满犯罪和残暴统治。” Noam Chomsky 称美国是“主要的恐怖主义国家”，还有巴基斯坦的政治领袖Hafiz Hussain Ahmed认为美国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这些人足够让人相信两方为了合作把许多的差异都放在了一边。 其次，两方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2003年一次重大的联合，即在伦敦召开会议，共同反对对萨达姆·胡赛茵的战争，象征性的铸成了他们的联盟。双方都希望联军在伊拉克失败，反恐战争被停止， 反美主义继续蔓延，并消灭以色列。他们同意大规模的向西方移民，促进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他们在许多会议上合作，比如每年的开罗反战会议，这会议将左翼分子和伊斯兰教主义者联合起来，铸就了“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主义的国际联盟”。 第三，伊斯兰教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着历史的和哲学上的联系。埃及的伊斯兰教主义思想家Sayyid Qutb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舞台上的名言，只是在里面加上了伊斯兰教的附言；他预言一个永远的伊斯兰教时代将到来，即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崩溃以后。1978–79伊朗革命幕后的关键智囊人物Ali Shariati把法农（Franz Fanon）、切·格瓦拉和萨特（Jean-Paul Sartre）的作品翻译成波斯语。更广泛意义上，伊朗的分析家Azar Nafisi 观察到伊斯兰教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的粗俗形式中吸收了语言、目标和灵感，也从宗教里吸收的一样多的内容。它的领袖都受到列宁、、萨特、斯大林和法农的巨大影响，把他们看作先知。” 从理论走向现实，马克思主义者在伊斯兰教主义者身上看到了对他们的预言一种奇怪的实现。马克思预言工业国家的商业利益会崩溃，促使老板剥削工人；无产阶级会变得穷困潦倒，反叛并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秩序。但是，相反，工业国家的工人阶级变得极为富有，他们的革命潜力不断消失。一个半世纪以来，作者Lee Harris写到，马克思主义者徒劳无益的等待着资本主义的危机。然后是伊斯兰教主义者，开始是伊朗革命，接着是9/11，以及对西方的其它袭击。最后，第三世界开始了对西方的反抗，这正应验了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尽管是在错误的旗帜下，有着错误的目标。法国的左翼分子Olivier Besançonneau把伊斯兰教主义者看为资本主义“新的奴隶”，并问如果不是自然的，“他们应该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毁灭资本主义体系。”曾经当共产主义运动不断“衰落”之时，分析家Lorenzo Vidino和记者Andrea Morigi 写到，意大利的“新红色旅”实际上承认了“反动的传教分子的带头作用。” 第四，权力：伊斯兰教主义者和左翼分子联合比各自孤立要取得更多成就。在英国，他们联合形成了停战联盟，这个组织的管理委员会包括英国共产党和英国穆斯林协会的代表。英国的尊敬党（espect Party）并入极端的国际社会主义，并带有伊斯兰教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了2008年三月的欧洲议会选举双方联合了武装力量，提供了法国和英国的候选人的名单，这些都是在政党的名义掩饰之下进行的，并没有被揭示出来。 伊斯兰教主义者尤其受益于左翼所提供的途径、合法性、技巧和武装力量。当时的总理布莱尔的妻子Cherie Booth在上诉法院的一个案件中辩护，帮助一个女孩Shabina Begum在英国学校上学的时候能穿伊斯兰教长袍，戴伊斯兰教首饰。左翼律师违反美国法律，到监狱帮助瞎眼的教长Omar Abdel Rahman，他煽动了在埃及的革命。动物权利积极分子Volkert van der Graaf杀死了荷兰的政客Pim Fortuyn，目的阻止他把穆斯林变成“替罪羊”。 Vanessa Redgrave募集了5万美金保释金的一半为了保释关塔那摩的嫌疑人Jamil el-Banna，他被指控招募圣战分子在阿富汗和印度尼西亚作战，他因此走出了英国的监狱；Redgrave说自己帮助 el-Banna是“极大的荣誉”，西班牙要求遣送她，因为一些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指控，以及怀疑她和基地组织有关。大范围上，印度共产党帮助伊朗做了的可耻的事情，就是拖延了四个月发送印度基地的TecSar，这是以色列的侦探卫星。左翼分子建立了国际团结运动阻止以色列的安全军队保护自己的国家免受哈马斯和其它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袭击。
西方左翼分子和伊斯兰教主义的组织的联盟的萌芽成为今天最令人烦扰的政治发展，这损害了西方保护自己的一切努力。当斯大林和希特勒在1939年订立了他们声名狼藉的协议之时，红色和棕色的联盟对西方造成了致命的威胁，实际上也是对文明本身的威胁。不太引人注目的，但是一样肯定的，今天的联盟也展现了同样的威胁。正如七十年前一样，这必须被公之于众，被拒绝、阻止并被击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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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左翼分子则更加恶劣。有几个人（Carlos the Jackal, Roger Garaudy, Jacques Vergès, Yvonne Ridley和H. Rap Brown ）已经实际的皈依了伊斯兰教。其他人则对暴力活动和伊斯兰教主义等的残忍行为表示高兴。德国的作家
Douglas Davis在伦敦的《旁观者》杂志中写到，联军是“双方的天赐之物。左翼曾经缩小了的共产主义政党，托派分子，毛泽东主义者和卡斯特罗主义者，他们曾经一直坚持已经腐烂的事业的残渣；伊斯兰教主义者能够提供人数和激情，但是他们需要一辆车让他们购买政治地位。战术上的联盟变成了行动上的命令。”更加简单，英国左翼分子同时一致同意：“合作的现实利益足够补足一切差异。”本网站所有中文资料即1980 - 2008的所有的文章,Daniel Pipes享有版权，由Liming Pals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