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遇刺案在三个主要方面依然影响着美国和全世界。它在我的生命中也有独特的作用。
首先，如果刺杀肯尼迪没有成功，那么越战和美国政府"伟大社会"的扩张就不会给美国带来如此大的折磨。《虚拟肯尼迪：如果肯尼迪活着，越南会如何》（Virtual JFK: Vietnam If Kennedy Had Lived）一书中总结称"肯尼迪会继续抵制在越南的美国战争。即使软弱腐败的西贡政府注定是历史的垃圾箱，他也会抵制那些呼吁他将美国作战部队送往越南的声音。他可能会结束所有军事介入。"
至于政府扩张，美国历史学家Don Keko这样写道，肯尼迪"缺乏林登·约翰逊的立法能力，否则就可以使人们所说的伟大社会失败…没有伟大社会，美国就不会经历庞大的预算赤字，国家经济会更加强大。"
其次，肯尼迪的遇刺深深损害了美国的自由主义。詹姆斯·皮尔森2007年的著作《卡米洛特和文化革命》（Camelot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Encounter Books出版社）讲述了自由主义者如何无法面对共产主义者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杀害了肯尼迪以保护菲德尔·卡斯特罗控制古巴的事实。肯尼迪因其反共主义而死；但这与自由主义者的叙述完全矛盾，他们否认这一事实，将肯尼迪描述为激进右派的受害者，只字不提奥斯瓦尔德。
皮尔森将美国自由主义向反美悲观主义转变归因为对奥斯瓦尔德在刺杀中明显的作用选择"否认或忽略"。"改良主义对美国自由主义的强调，一直以来都具有务实性和前瞻性，被一种国家自责的精神所代替。"美国文化显而易见地指责肯尼迪的死亡改变了自由主义的中心，从经济转而关注文化平等（种族主义、女权主义、性自由和同性恋权利），以及引领自由主义者认同20世纪60年代末的反文化运动。其结果就是皮尔森所说的，对传统美国价值观价值的"矛盾心理残留"。
自由主义者，正如所体现出的，依然陷在这种折磨中，例如，米歇尔·奥巴马2008年在丈夫选举胜利时的演讲中说道："这是成年以后的第一次，我为我的国家感到骄傲，"又如本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就肯尼迪被刺一事谴责达拉斯的保守党，而不是强硬的左派流浪汉。
第三，奥斯瓦尔德和鲁比造成的这场灾难，使其他心智健全的人长久迷恋于疯狂的阴谋论中。的确，近日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问道"你认为只有一人需对刺杀肯尼迪总统一事负责，还是其他人也涉入这一阴谋中？"61%的人认为有其他人涉入，仅30%的人认为只有一人。
与这2比1的比例相比，同样惊人的一点是，在认为牵涉其他人的被调查者中，只有8%的人认为卡斯特罗、古巴、苏联或其它共产主义者是罪魁祸首。
黑手党、美国政府、CIA位列阴谋者前列
仅仅是猜测，你认为还有哪些特定的人或组织包括在对总统肯尼迪的刺杀中？（开放式，按百分比计）
2013年11月7-10日
| 黑手党/集团犯罪/黑帮 | 13 |
| 美国政府/联邦政府（非特殊） | 13 |
| CIA | 7 |
| 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 | 5 |
| 与肯尼迪政见不合的特殊利益集团（非特指） | 5 |
| 政治集团（非特指） | 5 |
| 三K党/种族主义集团 | 3 |
| 林登·约翰逊 | 3 |
| 苏联/俄罗斯/共产主义者 | 3 |
| 多个参与者/多于一名参与者（非特指） | 2 |
| 其它国家/外国政府 | 2 |
| 大企业/石油/金融界 | 2 |
| 特工局 | 1 |
| FBI/J·埃德加·胡佛 | 1 |
| 工会/运输工会 | 1 |
| 军工联合体 | 1 |
| 反政府/右翼组织 | 1 |
| 其它 | 5 |
| 不清楚 | 40 |
注：以上问题受访者为认为肯尼迪遇刺案中牵涉他人的被调查者
盖洛普
Gerald Posner在其最权威的1993年著作《结案》（Case Closed）中表示遗憾，"讨论已经不再关于肯尼迪是被李·奥斯瓦尔德一人所杀还是死于阴谋的一部分了，相反，它变成了哪一种阴谋论才是对的？"唯一的好消息是，那61%的阴谋论者是40年来的最低数量。也许Posner、Vincent Bugliosi和其他人最终会胜过这些修正主义者。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和他的枪：被自由主义者所忽略。 |
最后，就我个人而言，我对1963年11月22日星期五的记忆依然鲜明。在波士顿英联邦学校的自修室里，人们窃窃私语，传播着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30的刺杀。让学生惊讶的是，Ellen Kaplan的九年级生物课不仅依然要上，甚至还要进行考试。在体育馆里凄凉的投了几个球后，我试图买份报纸，但是队伍太长了。在家里，我的家人和全国人一起，沉默地看着电视新闻。
尽管我曾为1960年选举记过票，观看了1961年的就职典礼，但这场刺杀是第一个在情感上影响了我的政治事件。的确，它的影响如此深远，即使今天，即使有关肯尼迪的一切已被揭示（包括他卑劣的品质），那一天依然能让我战栗，使我哭泣，这是对一项不会再发生的政治事件的本能反应，即使越南和伟大社会迫使我转为右派。
1963年11月22日的那场悲剧，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都有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