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Pipes先生，你曾经写过关于Angela Merkel's在2015年向超过一百万移民开放边界的决定，未来将很可能成为欧洲历史的转折点，你是一个历史学者，所以你这样的表述背后有怎样的意义呢？
答：我料想在未来研究欧洲文明演变的时候，2015年8月将是一个节点，对移民不加限制，让其涌入德国，对于欧洲已经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意味着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地凸显这个问题，造成了欧洲那些支持和反对大规模移民的原住民的分歧，以及原住民和新来移民者的分歧。
 2015年7月，默克尔以全国广播的形式接见了一个14岁的巴勒斯坦女孩，可能已经为她一个月之后开放德国边界的决定奠定了基础。 |
问：那么，欧洲人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答：缺少足够的孩子，问题是欧洲会不会被动地接受突如其来的陌生人，即使这些人没有技能也没有什么敌意；抑或是他们制定了一项控制移民的计划，选择那些世界范围内具备合适技能以及能够融入的人。德国打开移民边界的决定意味着选择了前者。
问：为什么欧洲人和穆斯林移民的关系会如此紧张呢？
答：他们之所以紧张是因为伊斯兰是拥有一个建立哈里发帝国的梦想的，并且许多穆斯林移民希望能够用伊斯兰文明代替现有的欧洲文明，欧洲人和穆斯林的对立会聚焦在几个关键的问题上：欧洲人的生育率非常低而穆斯林移民生一堆；欧洲的宗教信仰的认同已经衰微而穆斯林的宗教认同很强；欧洲人对于他们的历史过错充满罪疚感而移民们却对于其文明的优越性充满浓厚的信心。
问：许多德国人认为作为一个富裕的国家，他们在道德上有义务为有需要的人敞开大门。
答：我很欣赏这种人道主义，但是它却是不切实际的，德国难道能接纳2亿穷人吗？如果不能，他们是怎样在道德上选择允许进入德国的极小比例的人口呢？
问：那么，答案是什么呢？
答：说实话，我是从文化和地缘的角度看这个世界的：有需要的西方人应该呆在西方，中东人应该留在中东，并且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这样，你不觉得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移民跑到德国和瑞典这样的地方会很奇怪？他们最好去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那里的气候、语言，宗教并且道德都和自己相似，而且，这些国家离叙利亚更近。
 沙特阿拉伯的100,000个几乎总是空置的帐篷可以容纳300万移民。 |
问：文化和习俗可以发生改变，如果有机会，也许穆斯林会适应欧洲文化。
答：理论上成立，但是实际上，不可能，经验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文化代际之间差异的增加，第一代欧洲的穆斯林移民比其子孙更加容易融入欧洲，但是，已经很难在欧洲任何地方找到这种人了，一旦穆斯林之间发生同化，后果不堪设想，这使我深感疑虑，这样的情况还会发生，智利人，中国人和刚果人比穆斯林更容易融入欧洲文化。
问：许多穆斯林移民将"歧视"归结为妨碍他们完全融入德国社会的根源。
答：是的，歧视是一个问题，我的名字中不想出现穆罕默德，当我在汉堡找工作的时候，但是这恰好支持我的观点，如果你在沙特阿拉伯或者科威特，取名穆罕默德不会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像过去五十五年所表现出来的，人们不能轻易地在一起生活呢？正如Thilo Sarrazin所表明的，穆斯林移民实验已经失败并且继续增加紧张的局势。
问：你强调，伊斯兰主义而不是伊斯兰教是一个威胁，那么你如何界定伊斯兰主义呢？
答：伊斯兰主义是一个有关伊斯兰教的特殊解释，他们认为如果穆斯林想要回到1000年前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他们一定要全面完整应用伊斯兰教法，伊斯兰主义者争论他们自己应该怎样做，发源于土耳其的现代"Gülen"运动代表着这样一种极端势力，包括ISIS，他们希望代表其他人回到七世纪，一些伊斯兰主义者使用暴力，其他人则通过政治制度，在这一方面，他们和共产主义有相似之处，主要是他们战术不同但是目标相似。
 Fethullah Gülen (上图) 和Abu Bakr al-Baghdadi在有关现代化和使用暴力上是完全对立的。 |
问：在你看来，"伊斯兰主义威胁"可以说是当今西方面临的最重要的时代问题，伊斯兰恐怖主义毫无疑问会有损害，但是这种威胁是否会对西方文明整体上产生冲击，鉴于西方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答：我认为伊斯兰主义是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后的第三个极权主义威胁，是威胁我们生活方式的非常具有诱惑性和强大的一系列观念，而且，正如我们必须打击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我们和伊斯兰主义的争斗不可避免。
问：当你说到西方需要打击伊斯兰主义的时候，你认为的这种打击会以怎样的形式展开？文化、政治抑或是军事？
答：军事打击是最为容易的事，因为西方有警察部门，情报机构，以及军事力量去完成这项任务，并且对于圣战者的打击已经令他们害怕，此外，这种低层次的暴力只是破坏财产，造成人员伤亡但是不会改变文明。相反，合法的伊斯兰人士通过政治，教育，慈善以及媒体的工作已经深深嵌入到我们的制度当中，这会对他们有潜在而深远的影响，虽然我宁愿在街头碰到一个守法的伊斯兰教徒而不是一个狂热的圣战士，只有非暴力的策略才能改变社会的面貌，而且只有相对较少的西方人正在注意到发生什么。
问：你如何看待欧洲对于伊斯兰主义的回应？
答：与二十年前相比，人们的意识已经发生很大的跳跃，但是还没有足够到可以变革政策的程度。事实上，欧洲各地都有提倡优先处理移民和伊斯兰主义的政党存在，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可以掌握权力，因为这些团体往往是由业余爱好者组成，拥有太多的极端分子，并被排斥在外，他们很难在选举中得到51%的支持。
问：像德国的AFD党派，唯一一个不遗余力地反对穆斯林移民？
答：准确的说，AfD是一个与极端主义者混在一起的业余爱好者政党的很好案例，他们试图找出他们是谁——自由派，新纳粹或者两者之间。只要他们让这个问题公开，但他们的选举潜力是有限的，并且他们是危险的。但是我预计最终AfD会变得成熟而且我相信也认为他们将会走向主流，因为德国显然需要这样一个政党，但是时间拖得越久，危险不断增加。
问：反移民政党将会一直被排除在外吗？
答：不是，我预期这会发生变化，这些政党将在十年之内掌握权力。
问：投票中AfD的支持率低于10%，而默克尔的CDU几乎达到40%，这是否暗示着德国人对于默克尔的移民政策并没有那么不满意？
答：我也感到惊讶，并且无法解释为什么CDU内部没有反对默克尔的声音。
问：作为反对穆斯林移民最著名的政治家，荷兰的Geert Wilders已经因为仇恨言论被推上的审判席，你的组织帮助他支付法律费用，为什么呢？
答：我们在中东论坛的人相信，人们应该享有公开表达自己有关伊斯兰和伊斯兰主义的观点的自由，无论我们是否同意这个观点。说到底，我们的法律项目经常帮助被告支付费用，包括几年前Wilder的这个事件，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他认为敌人是伊斯兰教，我却认为是伊斯兰主义者，但这是次要问题，我会帮助他，就好像所有西方人那样，宣告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在人们谈论伊斯兰教的时候不会被推上法庭。
 Geert Wilders (中间背对的人)因为谈论伊斯兰而在法庭上受审。 |
问：川普的"禁穆令"是把伊斯兰主义者隔离出美国之外的一条有效路径吗？
答：川普政府禁止六个多数穆斯林国家的行政命令的意图是好的，但是执行不力，我们不应该看一个人的护照而是那个人实际的想法，一些加拿大人是我们的敌人而一些伊朗人是我们的朋友。当然，想法比国籍更加模糊，但是禁止某些国籍的人进入美国并不会提供真正的保护，因为这需要一系列的努力去理解每一个进入这个国家的人。
问：2012年汉堡市与穆斯林团体比如Ditib，Schura，以及VIKZ签署了一个Staatsvertrag条约协定，旨在规范伊斯兰的等级和节庆，这些组织成员指控伊斯兰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但是当局却找不到干净的穆斯林组织。你怎么看这样的问题？
答：比起非伊斯兰主义者的穆斯林，伊斯兰主义者是有非常雄厚的资金和组织支持的，部分原因是他们从中东政府得到的大量援助，比如沙特阿拉伯，伊朗以及土耳其的帮助。这允许他们定期地资助在西方的穆斯林的生活，在电视上露面，从事宗教间的对话，以及教学，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和政府合作。
问：你希望西方政府能够赋予温和穆斯林以权力，但是在德国，只有少数穆斯林曾经露面抗议伊斯兰主义者，所以谁是温和穆斯林，这样的人在哪里呢？
答：在西方呼吁大量穆斯林反对伊斯兰主义者经常遭遇失败，（多数穆斯林国家却是另一回事。）部分原因是由于缺少资金和组织资源，部分原因是由于恐吓以及威胁，这需要一个穆斯林具备强大的勇气并且站出来公开反对伊斯兰主义者，在柏林新自由派Ibn Ruschd-Goethe清真寺是一个好的例子，他的创始人，Seyran Ates已经受到死亡威胁。
问：西方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呢？
答：坚决支持非伊斯兰主义的穆斯林，特别是那些反对伊斯兰主义者的穆斯林，伊斯兰主义者，像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这样的伊斯兰教人士宣称的，只有一种穆斯林，就是他们的那种信仰。当然不！历史上有许多种版本的伊斯兰教，非穆斯林应该抵制那种想法，千万别让这种伊斯兰霸权成为现实，相反，勇敢地反对伊斯兰主义者，像Ates那样，应该得到官方的认可和其他形式的支持。
问：在2015年被问及解决德国对于伊斯兰的恐惧，默克尔总理认为与其害怕伊斯兰，德国的基督徒应该学习如何让他们自己的信仰扎根并且更多地去教堂，你的回应？
 Pascal Bruckner《内疚的暴君：西方的受虐倾向》一书的封面 |
答：默克尔愤怒的回应是西欧精英人士的典型，他们仍然没有意识到穆斯林移民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原因有几个方面：罪疚感，泡沫般的生活，拉选票，政治正确以及害怕被认为患有伊斯兰恐惧症。
问：为什么会有罪疚感？
答：因为正如法国小说家以及散文家Pascal Brucker在他2006年的书作《La tyrannie de la pénitence》中解释的，许多欧洲人对于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深感自责，即使他们本身并不涉及到这种罪恶，因此一些欧洲人，白色人种本身意味着某种罪恶，所以，他们被迫感受到需要对非西方人表现出无限的宽容和善意，这实际上意味着一种傲慢，甚至认为种族主义：是白人的罪恶所致。
鉴于欧洲巨大的进步，这种罪恶感更加凸显，我记得在1987年造访芬兰的时候，走在街头上思索着，"这样的繁荣，自由，法治，以及民主是人们一直在努力的，而且现在已成为现实。"但是奇怪的是，整个欧洲却因为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而耽溺于罪疚感之中，生育率极低，并且不选择保护自己免遭强势文明的损害。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想："这样的软弱在历史上没有先例"。
2017年9月22日更新：Tatjana Festerling，以前的PEGIDA，对上述问题和我有同样的困惑——为什么不反对默克尔的统治?——并指责现代德国其实是"集体主义盛行，彼此依偎且自恋的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