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犹太人vs.以色列

注意一些反差：意大利内政部长Matteo Salvini最近访问耶路撒冷时，称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他是"以色列的伟大朋友"。然而，其国内的意大利自由主义犹太人谴责Salvini的吉普赛政策，以及他所谓的"对外国人和移民的种族歧视"。

2018年12月，Matteo Salvini (左)和Benjamin Netanyahu在耶路撒冷。

类似的斗争也曾发生在许多欧洲国家，强大的以色列vs.逐渐萎缩的犹太社区，不可避免地争论着同样的主题：媒体所称的极右，民粹主义或者民族主义政党，以及我称之为文明主义政党的各方(主要因为他们渴望维护西方文明)。毫无疑问，以色列领导层关注的是这些政党的外交政策，广泛地将他们视为其在欧洲最好的朋友，而欧洲的犹太建制派也同样不出所料地强调了这些政党的国内政策，却将他们描绘成不可救药的反犹主义者，甚至预示着回到20世纪的法西斯独裁统治。

无论这场犹太人内部的斗争在更大范围来看来是多么狭隘和边缘，但它实际上非常重要，可能会影响欧洲未来的政治进程。这是由于大屠杀赋予犹太人独特的道德权威来判断谁是法西斯，谁不是。或者用《华尔街日报》较为低调的措辞来说，"虽然犹太选民可能只代表许多欧洲国家选民中相对较小的一部分，但赢得他们的支持可能有助于改善极右翼政党的公众形象。" 如果耶路撒冷方获胜，文明主义政党可以更容易、更迅速地加入欧洲的政治主流，获得权力，解决他们控制移民和打击伊斯兰化的首要问题。如果当地的犹太机构获胜，文明主义者将为获得合法性而斗争更长时间，从而更缓慢地获得权力，并以更大的痛苦实现他们的目标。

欧洲犹太人

居住在欧洲(不包括俄罗斯)的犹太人在其6亿人口中约有150万人，是总人口1%的四分之一；这大约相当于印度教徒的数量和穆斯林的二十分之一。与那些新的宗教团体不同，犹太人在欧洲经历两千年历史中伴随着一连串的动荡与不安，其特征是血腥诽谤和其他阴谋论、十字军东征、贫民区和屠杀，最终以大屠杀告终。和日益增加的移民社区不同，大量穆斯林人口涌入的挑战，猖獗的反犹主义，和左翼的反犹倾向，导致欧洲的犹太人处在极不安全的地位，在法国，犹太人占总人口不到1%，但2017年近40%的种族和宗教引发的暴力行为是针对犹太人。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38%的欧洲犹太人正在考虑从欧洲大陆移民。

柏林犹太博物馆的展览，"耶路撒冷在柏林"，展示了一个新月和星星，而这是伊斯兰的象征。

这个历史上令人恐惧的社区目前仍然保持低调，除了部分法国地区，欧洲的犹太人倾向于采用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观点来安抚以色列的批评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阿姆斯特丹的安妮·弗兰克之家(Anne Frank House)将以色列前总理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比作希特勒(Hitler)，而柏林的一家犹太博物馆在耶路撒冷举办的展览几乎完全强调了这座城市的穆斯林历史和性格。

犹太领导人在大规模移民问题上也基本保持沉默，并将他们的集体敌意指向文明主义政党，这是欧洲建制派所要求的一种犹太公民美德，如果犹太领导人想要保持体面，保持在政府中的地位，并受到主流媒体的温和对待的话。例如，在法国，全国集会的吉尔伯特•科拉德(Gilbert Collard)可能是以色列的"无条件捍卫者"，但如果你称赞他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很快就会被称为种族主义者，而被上流社会排斥在外。

可以肯定的是，一些文明主义者对犹太人保留着种族主义、阴谋论和偏执的观点；的确需要保持警惕，以确保他们展现的对犹太人友好不只是赢得认可和合法性的一种策略。但文明主义者并不是犹太人的主要问题，在政治层面，他们并不提倡不受限制的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这种多元文化主义容忍甚至鼓励伊斯兰化，而伊斯兰化是欧洲犹太人面临的主要生存威胁。

在个人层面，文明主义者不会对犹太人构成主要威胁；欧盟基本人权机构对针对犹太人的歧视和仇恨犯罪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发现"最严重的反犹骚扰事件"，有30%由"极端穆斯林"犯下，21%由左翼分子造成，13%由右翼分子导致。换句话说，伊斯兰主义者和左派一起骚扰犹太人的次数是文明主义者的四倍。

尽管如此，许多欧洲犹太人——特别是他们的领导人——仍在屈辱地向政治党派、媒体、教育等机构低头，向那些破坏他们生活，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人表达敬意。用Bat Ye'or的术语来说，他们采用了dhimmis(即非穆斯林一神论者在穆斯林统治下二等公民)的行为。

Pinchas Goldschmidt.

欧洲拉比会议主席平卡斯•戈德施密特(Pinchas Goldschmidt)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非常温和地警告称，英国首相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将导致犹太人离开英国，同时情绪化地诋毁文明主义者，称他们威胁要回到"完全的独裁统治"，并谴责其亲以政策是非法追求"犹太典章"的认可。

以色列

内塔尼亚胡政府赞成反政府的党派反抗欧洲传统政党的"表面温情但实际冷酷"的模式：而三位欧洲掌门(英国梅姨、法国马克龙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虽然对以色列口头支持，然而她们却使得以色列在联合国丧失合法性，并且支持伊朗，而大多数以色列人将此视作致命的威胁。更广泛地说，以色列记者埃尔达德·贝克(Eldad Beck)指出，"德国的立场具有两面性，即柏林一方面宣称致力于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另一方面又支持那些破坏犹太国家生存和安全的组织。"

与那些老套的政策不同，文明主义政党(法国除外)视以色列为道义上的军事伙伴和反对伊斯兰主义的盟友。他们通过打击反犹主义、修建大屠杀博物馆、谴责伊朗协议、敦促将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向以色列安全部门学习，以及保护以色列在欧盟内的利益来体现这一点。荷兰的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曾在以色列生活了一年，后来多次造访以色列，欧洲犹太人在文明主义政党对移民实施严格控制的地方会生活得更安全，这会加强以色列人的好感；正如伊芙琳·戈登(Evelyn Gordon)所指出的，2017年，"匈牙利的10万犹太人没有报告过一起人身攻击，而英国的25万犹太人报告了145起。"

2015年1月：两名比利时士兵站在布鲁塞尔犹太博物馆外，因为2014年5月，一名伊斯兰分子在这里杀害了4人。(图片来源：Daniel Pipes)

作为对这种善意和保护的回应，以色列政府越来越多地与文明主义者合作，但随后却面临着发誓要保护的欧洲犹太人的愤怒，这导致了某种程度上的僵局。例如，耶路撒冷显然希望与奥地利亲以外交部长——由奥地利文明党(civilizationist party)任命的Karin Kneissl——开展合作，但是奥地利的犹太人极力谴责这一愿景，甚至警告说"他们将对耶路撒冷宣战"。

结论

一个巴掌拍不响：欧洲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都不是单一因素，瑞典的Paula Bieler，荷兰的Gidi Markuszower和奥地利的Davis Lasar代表其文明主义政党在议会中的力量；德国Afd政党的Juden支持德国的文明主义者。相比之下，以色列总统鲁文•里夫林(Reuven Rivlin)的行为就像一个dhimmi：他在伦敦的一家报纸上写关于反犹主义的文章，甚至礼貌地避免提及科尔宾的名字，而在其他地方，他恶毒地将文明主义者描述为"新法西斯主义运动......具有相当大和非常危险的影响"(尽管他承认"他们对以色列国的大力支持")。与这种态度一致，里夫林拒绝会见萨尔维尼。

其次，这种欧洲的紧张局势同样也发生在美国：以色列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远比同美国犹太机构要好。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当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前往匹兹堡一座犹太教堂哀悼11名犹太人被屠杀时，当地犹太社区抗议他的出现，只留下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一个人欢迎总统。

如果局势愈演愈烈，其结果几乎是注定的：外交政治将最终促使以色列政府无视当地犹太人的忧惧，与文明主义者合作，而欧洲的犹太人将继续移民，导致他们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这种演变将是一件好事，因为文明主义者并非敌对政客和主流媒体所描绘的那种上世纪30年代的威胁，而是对一个特殊问题的健康回应。事实上，以色列的声音越迅速占据主导地位，对每个人都越有利，尤其是欧洲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唯一的疑问是，这种情形何时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