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是否应该试图影响大学学院里的聘佣或终生聘用呢？
问题的产生是因为美国大学里的激进主义者，同时温和派的也参与到了对学术届的人事问题的争论。例如，以下是2006年在中东问题研究上的论战：
- 哥伦比亚的Joseph Massad:他被提升为准教授却遭到了公众的反对；最后导致的对他终生聘用的决定可能会引起更多的争论。
- 耶鲁的Juan Cole: 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家，他曾被追踪到纽黑兰，因为看到cole先生的文章中出现了专栏作家John Fund, Joel Mowbray和其他人的名字。这些也促使耶鲁的有关键性意义的教授拒绝对他的任命。
- 威斯康星州大学-麦迪逊的Kevin Barrett：当人们发现他相信是布什政府造成了9.11事件时，他教授“穆斯林：宗教和文化”一事引起了全国范围的辩论。
- 巴纳德的Nadia Abu El-Haj：作为人类学家的他面临长期聘用决定时，在2001年的一本题为《铁证般的事实》（Facts on the Ground)得书遭到了女校友和建筑学家的批评（亚利桑那州大学的William Dever称她的学术研究是“错误的，误导人的和危险的”;圣安德鲁大学的James Davila将之视为“愚蠢的”）。
- 韦恩州立大学的Wadie Said: 因为在StandWithUs.com的评论说到任命他到法学院“会降低学术的标准，对课堂有害并且会使校园的问题恶化。”然而其他的非学术组织，像韦恩州立大学的中东法律学生研究会则支持对他的任命。
此外，Joel Beinin从她终生受聘的斯坦福的历史系被转到了开罗的美国大学（一个不同寻常的调动）可能也与对他工作的普遍性的批评有关。
这些的发展引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旁观者是否有合法的地位来影响学术界的人事决定？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秘书长Roger Bowen 说绝对不行：“非学术性的组织和外部的建议性的团体不应该被允许侵犯学术界的聘用或终生聘用的事情。”
我不以为然。教育性的机构可以随便任命人员，但是他们不能期待没有任何公众的批评。准确的说是因为学术界提供了独特的稳定的工作，公众对于学术的评价就发挥了潜在的重要作用。优越多的聘用前的详细的调查则越好。像校园观察（Campus Watch)这样的组织很准确地关注那些终生聘用委员会经常忽略的地方。
对于聘用的学院来说，有力的公众批评能通过使他们陷入尴尬并伤害他们的可信度来促使他们跟上步伐。Juan Cole把高级教授称为“棒球运动员的一类”，这些人被其他的球队“不时的查看，他们是新成员的指望。”相应的舍拉姆中心（Shalem Center）的 Martin Kramer说到“我们并不推崇棒球运动员，同时也有报纸大段评论常常不停的批评他们的表现。而学术则希望两方面兼得：一生的工作保障、似运动式的风头、诸多假期时间并且没有责任。”
具有讽刺意味的，在他们坚持各种异议时，中东研究的学术界模仿了中东的独裁者，他们要求他们领域不受任何的判断。但是独裁者也可能失业，而终生聘用的学术界则不会失业，也只有他们的错误免于承担后果。
第二，旁观者对选举过程的影响到底有效吗？Frank H.Wu是韦恩州立大学的法学院主任预言说很多教授到处游说反对对Wadie Said的任命可能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他说院里的一些成员“可能对发来的邮件感到厌烦以至于他们可能被说服担当本不会担当的角色。”
除了暴露教授们的不成熟有人会采取这种措施外，这种观点完全的不切题。在那些资助的人们的容忍下象牙塔才得以存在。就像最高法院的法官阅读选举报告一样，教授最终也不能忽略父母、校友、立法者和那些付给他们工资的政府官员。当那些股东不断的认识到教授的失败之处时，他们可能开始要求他们改进。
（公共大学和私立大学之间的区别并非很重要，因为两者有相当多的一致性。 密歇根大学的每年财政预算的仅8%来自于政府，私立大学很依赖政府针对学生、项目、研究、经费和甚至同行的各种基金。）
前方的道路很清晰,即为了开始挽救大学的旅程，关心学术的旁观者应当跟踪大学的发展，包括人事上的决定，以暂时避免威严的和尊贵的学院误入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