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现在的起义一年以前还可辨识，正如我在2003年4月曾经说到的：“成百上千的逊尼派的伊拉克人几天以前高唱‘不是为了美国、不是为了萨达姆、而是为了伊斯兰教’，这就是在圣城卡尔巴拉的朝圣活动中。他们对联军有不祥的暗示。”
最近的暴力浪潮使得这些的暗示完全显露无遗。
尤其是两个因素使得我期待伊拉克的抵抗。首先，2003年的迅速的战争集中在推翻一个令人讨厌的暴君，以至于战争结束的时候，伊拉克人就觉得被解放了而不是被打败了。因此， 普遍假设伊拉克象征着德国和日本在1945年是错误的。那两个国家几年竭尽的屠杀已经被毁了，导致他们勉强同意战后重新检查他们的社会和文化。相比较下，伊拉克从简单的敌对中显示出来的几乎没有损害，并且伊拉克人不觉得他们必须接受联军的指引。宁可，他们立即显示出重塑他们的国家文化的决心。
第二，作为主要的穆斯林人，伊拉克人也一样和穆斯林不愿被非穆斯林统治。这种不愿意根源于伊斯兰教的本质，伊斯兰教是最公开化的和政治性的宗教。
过一个完全的穆斯林的生活要求根据伊斯兰教的许多法律生活，被称为伊斯兰教法（Sharia）。伊斯兰教法包括难以实施的规则来与收税的概念，司法体制和战争。它完全的实施只能发生当这个统治者自己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虽然一个不虔诚的比起一个非穆斯林年更加优越）。对于穆斯林，被令人憎恶的非穆斯林统治是对神权分配的亵渎性倒置。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人发现在14个世纪的穆斯林历史中穆斯林强烈不断的抵抗非穆斯林的统治。欧洲人认识了这种抵抗并且在十字军全球扩张之后远离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区域，知道这些人会令人敬畏的抵抗他们的控制。
这个模式令人震惊：经过四个世纪，从1400年到1830年，欧洲人在全世界扩张， 做贸易，统治并且定居（但是在穆斯林不在的地方很明显，比如西半球、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东亚和澳大利亚）。一个很明显的避免的模式，一些帝国势力（英国、法国、荷兰，尤其俄罗斯）控制了非常遥远的区域，同时非常谨慎的避免他们的在北非、中东和中亚的穆斯林邻居。
只有在1830年欧洲的政权（法国）才找到对抗穆斯林国家（阿尔及利亚）的自信。甚至在那时，法国也需要17年来控制沿海区域。
正如欧洲的统治者征服了穆斯林的领土，他们发现并不能粉碎伊斯兰教的信仰，也不能从文化上赢得人口大多数，也不能彻底清除政治上的抵制。不管如何镇压，抵抗的残余仍然存在；通常闪耀着一束反帝国主义的光芒，这一光芒最终将欧洲人赶出去。在阿尔及利亚，从1954-1962年成功的八年努力驱逐了法国的殖民势力。
美国领导的对伊拉克的入侵也不是第一次西方人实施解除穆斯林的残暴统治。曾经在1798年，拿破仑・波拿巴带着一支军队在埃及出现并且宣布他自己是伊斯兰教的朋友，最后他自己能够把埃及人从他们的马穆鲁克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他的继承人J.F. Menou作为埃及的司令官实际上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是这些赢得埃及人的良好愿望失败了，并且仍然对法国的统治充满敌意。欧洲经营的“委任统治”在一战后中东建立，包括简单的崇高的目标，也找到很少的穆斯林接受者。
这段历史暗示联军对伊拉克最大的渴望不能成功。如果它的建立民主的目的多么保守，联军都不能赢得伊拉克穆斯林的信心，也不可能赢得被接受为霸王。甚至在经济发展中一年花费了180亿美元也不会改善事情。
因此，我劝告联军对迅速的离开伊拉克的城市并且随后，如果可能，整个的离开伊拉克。他们应当寻求我一年以前一直呼吁的：一个民主思维的伊拉克强人，要和联军一同工作的人会提供合宜的政府，并最终朝着更加开放的政体迈进。
这种缓慢、单调并且不让人满意。但是至少会奏效――相比极具有野心但是失败的先进的计划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