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极端伊斯兰教战争中可能有些史无前例的事情已经出现了。一个主要的伊斯兰教组织已经撤回对我的毁谤并且进行了公开的道歉。这提供了机会，虽然微小但是对阻止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的前进是有重要意义的。
这一纠纷在两年多前已经开始， 那时总统布什任命我在联邦政府担任要职。左翼分子和伊斯兰教主义者反对对我的任命；他们使用的一个策略就是试图使我说一些会招惹麻烦的话。就是这个原因，我在2003年四月 被问到我是否宽恕了二战期间日本美国人集中营的事件。 我没有回答，我只说我的知识不足以让我回答这个问题。
虽然我的好奇心被激起，我读了Michelle Malkin的书《为集中营辩护》 （莱格尼里出版社）并在2004年底写了这方面的文章，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知道20世纪40年代的事情（和未知的），富兰克林的集中营决定是“正确的和明智的”。
密歇根大学的Juan Cole抓住这个结论并且歪曲之，说我有“意象要把美国人中的穆斯林集拢起来并把他们放进集中营”。对这种错误论断，我立即回复到：“我不是呼吁建立穆斯林集中营。我是呼吁对极端的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开战，并理解伊斯兰教主义者是我们的敌人。我看到反伊斯兰教主义者的穆斯林对战争的批评并且远非希望他们被集中关闭，并且看见他们为了赢得这一冲突积极地参与批评。”
但是猫已经跑出来了。已经出现的国家邮报社论。
通过支持集中营，这是把我描述为大屠杀的支持者的第一小步。 2005年4月29日在安大略省建立的组织加拿大伊斯兰教大会[以下简称CIC]的Wahida Valiante在她的组织周报中写到我是希特勒的追随者，并说我使用希特勒的策略，并且我希望“从民族上清洗美国，剔除美国的穆斯林” 。
我是否真的需要指出这种对我的描述是，“Valiante女士从稀薄的空气中放出的恶毒的中伤”？ 我是否必须坚持我曾经真正的憎恶希特勒？断言我对种族灭绝的痛恨？主张我从来没有支持驱逐或者杀害美国的穆斯林？
我想不用。与其采取这些贬低身份和一定无效果的步骤，我采取不同的路线。在多伦多Heenan Blaikie律师事务所和 CanWest全球通讯公司的支持下，Heenan Blaikie的Stan Fisher在五月初发出了一封诽谤信给Ms. Valiante女士、CIC和CIC的主席Mohamed Elmasry。
在6月10日，CIC 公布了一封道歉信和撤回公告：“加拿大伊斯兰教大会和Valiante女士没有任何保留的道歉并且收回在专栏中的言论，就是那些说Daniel Pipes 博士是希特勒的追随者或者他希望将美国穆斯林从美国清除出去的话”。CIC 也给出资金支付我的诉讼费用并且以我的名义给加拿大慈善机构捐献了资金。
以我的知识来看，CIC的行动是史无先例的。
西方的伊斯兰教组织知道现在还是无情的攻击，成功的从媒体人物如Paul Harvey 和 Mortimer Zuckerman，从商业机构如亚马逊和耐克，从牧师到专栏作家，甚至从国家政治人员到美国的一位高级将军，还有美国总统获得了许多的道歉。
以前他们从来没有因为诽谤某人而道歉过。CIC撤回所说的话打破了伊斯兰教特权的宿命，并且打破了他们的免疫性的毒气。至少现在在加拿大它奠定了伊斯兰教主义集团没有对他们的对手捏造谎言的特权。法律的规则真正的获胜了，甚至也适用于他们这群人。
对那些害怕极端主义的伊斯兰教增长的人，这个插曲鼓励了这种势力可以被限制和被击败。我希望其他人会和我联合起来和极权主义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