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奥萨马・本拉登或者处死他，重新成为美国军事注意力的焦点，会很大的有益于反恐战争――但是不是您期待的方式。
不会做许多努力防止圣战主义分子的暴力事件。
当然，在有些案例中，抓住恐怖主义领袖直接带来了减少威胁的效果或者甚至分解他的组织。参考下面的这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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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mael Guzman是秘鲁叛党的领袖（光明的道路），在1992年被逮捕并且他的毛泽东主义的组织急剧衰落，并且结束了推翻政府的威胁。残余力量反过来继续战斗到他们的领袖Oscar Ramirez Durand在1999年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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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ullah Öcalan 是土耳其Partiya Karkaren Kurdistan （库尔德斯坦工人党）的领袖或者称PKK，在1999年被逮捕并且他的毛主义的组织立即瓦解了。当Öcalan从监狱中呼吁PKK停止反对土耳其政府的战争，它也的确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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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胡赛茵：伊拉克前任独裁者在2003年12月被逮捕，并且他在8个月以前所领导的恐怖主义叛乱势力战栗而终。（相较之下，好战的伊斯兰教暴力活动仍然不见减少。）
恐怖主义专家Michael Radu指出同样的形式也发生在对小型恐怖组织的领袖的逮捕上，包括德国红军派（红军）的Andreas Baader 和日本奥姆真理教的Shoko Asahara， Sri Lanka的泰米尔独立猛虎解放组织（LTTE）的Velupillai Prabhakaran被逮捕或杀害。Radu先生说类似的急剧衰败可能重现。
在所有的案例中，领袖们很有特征（魅力、权力、无情），对他们的组织极为关键。如果没有其他人物可以代替这些强项，然后就会导致敌对状态、无凝聚力和衰败。
但是本拉登的消灭在许多方面不符合这一模式。
- 他是组织中关键人物的一个，他的消失不会毁坏基地组织。
- 《基地组织：铸造了恐怖活动的模型》一书的作者Jason Burke说到基地组织是更加“意识形态的、有计划的一种看待世界的道路”，不只是一个实施恐怖活动的武装力量。
- 同时基地组织只是全世界许许多多圣战主义组织中的一个，它的消亡会对一些地方的好战的伊斯兰教浪潮的影响很小，如阿尔及利亚、埃及、巴勒斯坦区域、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富汗、克什米尔、孟加拉国和菲律宾。
当本拉登个人象征着好战的伊斯兰教，而他继续的躲避联军的能力激励了他的伊斯兰教主义的跟随者，对他的逮捕或者处死会对他的跟随者形成心理上的影响，就是挫败士气。消灭他当然会成为对他的活动的深深打击，但是它们很容易从中恢复过来。Robert Andrews 在最近的《今日美国》发表的文章中正确的指出“对他的逮捕不会解决恐怖主义的危险状态”。
结束恐怖主义需要的不只是对准恐怖分子、他们的领袖、或者他们的组织。它要求承认并且打败被称为好战的伊斯兰教或者伊斯兰教主义的意识体系。直到政治家和其他人集中注意这些意识形态而不是恐怖主义之时，这场战争才能胜利，恐怖主义只是意识形态的表现。
这就是说，逮捕或者处死本拉登实际上能够对反恐战争有巨大的有益的影响――通过帮助重选布什总统对付他假定的民主党的对手。谁赢得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谁就会深深影响维拉的全球反恐战争的行动。采用Fred Barnes在《旗帜》周刊中的明确的表达，“乔治 W. 布什是一个9月12号人物。约翰・克里是9月10号人物”。如同在12月逮捕了萨达姆胡赛茵有助于结束Howard Dean的总统候选人资格，逮捕本拉登也许有伤于克里议员的资格。
那时因为克里先生已经猛击了反恐战争的行动方式，所有的事情都归责于布什先生的错误战术（允许本拉登在Tora Bora几乎被抓到时就逃跑了），卑劣的战略（“只有临时的战略让我们的敌人停留在海湾”），全面失败的政策（“现代历史上最无知、无能的、不计后果的和意识上的外交政策”。）克里先生竟然称美国现在比2001年9月11日还要差。
这样过多的批评导致克里先生易受攻击的，一旦本拉登真的被逮捕或者被杀掉。这使得抓捕或者干掉本拉登真正成为势在必行的紧急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