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92年两大模式塑造了以色列的历史，并因此扬名，解释了以色列今天的困境。首先，每个被选举出来的总理都在处理和阿拉伯的关系上食言。其次，他们中每一个都曾经采用出乎意料的让步方法。
以下是四个总理各使用过的欺骗把戏的一个例子：
- 伊扎克・拉宾在1992年6月赢得选举之后立即承诺以色列民众“对巴勒斯坦组织（以下简称 PLO）作为一个组织，我将不会与之协商”。然而，一年以后，他的确就协商了。拉宾辩称到对付亚西尔・阿尔法特是说他没发现过其它的巴勒斯坦人像他一样可以共事，所以为了“推进和平进程并找到解决之道”，他不得不转向PLO。
- 内塔尼雅胡在1996年的选举之前曾经承诺在他的领导之下“以色列永远都不会从戈兰高地撤出”。 然而，在1998年，正如我在《新共和》中所说，也如我和比尔・克林顿在他的论文集中刚刚证实的，内塔尼雅胡改变了主意并计划为了换回和平条约让出大马士革整个戈兰高地。
- 艾胡德・巴拉克在1999年5月他的竞选活动中直率的承诺一个“耶路撒冷，团结一致并永远在我们的统治之下，句号”。然而，在2000年7月在戴维营会谈中, 他把耶路撒冷东部的大片地区让给了巴勒斯坦政权。
- 阿里埃勒・沙龙在2003年1月赢得了巨大的胜利，打败劳工党对手阿姆兰・米茨纳，他呼吁“撤出在加沙的居住点”。沙龙先生嘲笑这个方法，说它“会把恐怖主义中心带到离[以色列]更近的人口中心”。然而在2003年12月沙龙先生采用了米茨纳的单方撤退的主意。
有时总理们抱怨其他人食言。比如，内塔尼雅胡先生在1995年8月指出拉宾曾经“在竞选活动中承诺不和PLO交谈，在任期间不会放弃领土，并且不会建立一个巴勒斯坦省。他却一一的都违背了”。当然，当他在任时，内塔尼雅胡先生也“一一的”违背了他的诺言。
是什么促使最近的以色列的总理们都违背坚决的意志并采用了单方让步的政策呢？
在有些情况下，这是私利的问题，最著名的就是内塔尼雅胡先生，他相信他通过和叙利亚政府交涉之后再次选举机会非常大。在其它情况下，的确有表里不一的因素――尤其是得知在选举者那并不流行的让步政策并隐藏之。巴拉克先生的部长之一 Yossi Beilin在戴维营会谈中承认他和政府中的其他人很早就隐藏了他们分割耶路撒冷的意图。“我们在竞选活动中并不说出来，因为我们知道公众并不喜欢这个”。
但是私利和表里不一仅仅是故事的一部分。此外，真诚的渴望激励着以色列的总理们放弃强硬政策采取柔和政策。作为四面受敌的以色列的总理，任务非常重。只是对官员们来说太容易了，成为他的百姓选举出来的领袖，不慎的相信他又特殊才能来解决他的国家的巨大的、持久的和潜在的命运攸关的问题，即阿拉伯的敌对。
对这伟人来说对枯燥、缓慢、昂贵和消极的防御政策坚持不懈是不够的，只是希望遥远的未来的某一天能够赢得阿拉伯的接纳。他的不耐心总是引导向了同一个方向――加速事情进展，发展解决方法并把握“和平的时机”。
如果总理的行动胜利的话，他就赢得国际的喝彩并被载入以色列的史册。如果失败了――当然，这是值得尝试的并且他的继任者可以清扫残局。
堂而皇之和利己主义最终解释了总理们软弱模式的原因。这让我们记住几个世纪以来法国国王和总统是如何将巴黎大型建筑项目遗传下来，成为他们个人在历史上的标志。本着同样的精神，以色列的总理们自从1992年就梦想遗留下一个巨大的外交工程。
问题是，这些是不民主的动机，并背叛了选民、破坏了对政府的信任并且腐蚀了以色列的地位。这些否定的趋势会继续，直到以色列选举出一个诚实的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