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19日两个恐怖主义活动在同一天在伊拉克开始，圣战主义分子分别抓住了12位尼泊尔工人和2名法国记者。虽然他们的命运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束（前者被谋杀后者仍然活着并囚禁），但是却非常震惊的发现两个受害国家的人们反应都同样无力，也非常震惊的发现他们的反应截然不同。
在尼泊尔人的案子中，他们是厨师、看门的人、洗衣服务员和其他劳工，他们刚刚度过约旦的边界进入伊拉克就被一个暴力恐怖主义集团Ansar al-Sunna绑架了。在8月31日，一个伊斯兰教主义者的网站放出了一个四分钟的录像是关于被处死的过程。
尼泊尔人对此暴行的反应就是袭击尼泊尔的穆斯林少数人口聚居区来发泄他们的愤怒。8月31日数百个狂怒的年轻人围在加德满都一个清真寺的外边，并举起石头扔向里边。暴力事件在第二天继续增加，五百个游行示威者走向街头，高呼着类似“我们要报复”、“惩罚穆斯林”并有“打倒伊斯兰教”等的标语。有人袭击了清真寺，闯进去，洗劫一空，并点火烧了清真寺。数百本《古兰经》被扔到街上，并且有些被烧着了。
聚众闹事者也抢劫了其他在首都的可辨认的穆斯林目标，包括大使馆和属于穆斯林国家的航空局。一个穆斯林的电视台和穆斯林个人的家都遭到袭击。暴徒们甚至洗劫招募尼泊尔人到中东工作的办事处。
暴力事件以装甲汽车和军队卡车强迫式的抢射宵禁而结束，这次抢射导致两人死亡50人受伤，加上33名警察受伤，并且估计20，000，000美元的财产损失。
因此一些失望的、愤怒的和无力的人们淹没了他们的政府并且袭击了附近的无辜人口。
法国的反应截然不同。杀害两名记者的威胁遇到了大量的政府的努力，为要拯救他们，不是通过袭击法国的穆斯林而是通过培养他们。巴黎积极的给当地的伊斯兰教主义者施加压力，让他们谴责绑架事件，并希望他们的声音会使恐怖份子释放这两个人。
在处理过程中，伊斯兰教组织有效的控制了国家的外交政策，发表了言论并采取行动，好像他们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所有人。巴黎科学政治学院的Bertrand Badie抱怨说法国的穆斯林已经变得“替代了法国外交政策”。
同样的，在国际层面，巴黎因为与阿拉伯人一起反对以色列以及与萨达姆胡赛茵合作反对美国领导的联军的行动而得到称赞。法国的外交人员公开的寻求诸如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教圣战组织等的恐怖组织的支持。
这些努力使得法国30年的绥靖政策达到高峰并且如同Norbert Lipszyc 严厉的分析到的“为伊斯兰教主义者和恐怖份子铸造了一个巨大的胜利”。Lipszyc视法国的行为为被回教征服的（dhimmi）（一个基督徒或犹太人接受了穆斯林的统治并反过来忍受并被保护）。“法国已经公开的承认了被回教征服的地位，并准备好了降服于伊斯兰教主义者最高统治之下。这些已经宣布了法国是被回教征服的配得恐怖分子的保护”。
如果人质被释放，绥靖政策在国内外会表面上被得到维护。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高！正如Tony Parkinson 在墨尔本的《新闻报》报纸上所写的“没有哪个民主国家应当跳入圈套来救无辜的人的生命”。跳入这些圈套有着深层的含义。
第一个理解欧洲的逐渐的进程的历史学家Bat Ye'or接受被回教征服的地位，认为这个根本的改变是从1973年的阿以战争开始的，那时整个大陆都开始走向了“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影响之下，因此打破了传统的跨大西洋的团结”。
Bat Ye'or 指出欧洲阿拉伯之间的协作现在成为接近普遍的现象；这是“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并且正在向科技、教育、大学、电台、电视、媒体、出版业和作家联盟等方面转移”。她想象这个改变最后的结果就是“阿拉伯欧洲“，或者在阿拉伯控制之下的欧洲。
回到最近的这些事件中：可恶的尼泊尔暴力事件反射出自卫的本能――即以牙还牙。相比较之下，复杂的法国人的反应是独特的――你打我，我则请求你不要再打了。如果历史是一个导师，尼泊尔人不太可能的重复针对他们自己的暴行。法国则更加可能重复这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