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个星期已经表明西方对巴勒斯坦的经济资助已经对他们杀人率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包括恐怖主义分子的谋杀。这个星期,我提供两份也许是更加奇怪的新闻,就是关于来自西方的几十个以美元和令人震惊的人均捐助:首先,这些已经使得巴勒斯坦变得更加贫穷。其次,巴勒斯坦的贫穷是一个长期的正面的发展。
开始,我将引用海尔门(Ziv Hellman)在12月24日发表在《耶路撒冷报道》上的一篇优秀的调查《终极局势》,告诉大家关于巴勒斯坦经济的一些基本的事实:
- 自从1992年人均2000美元的最高峰之后(奥斯陆进程开始之前),巴勒斯坦每年的人均收入已经收缩了接近40%,到达了现在的低于1200美元。
- 以色列人均的收入,在1967年是巴勒斯坦的10倍,现在是23倍。
- 加沙的深度贫穷已经从1998年22%人口的比例,发展到了2006年接近占人口的35%;如果没有金钱援助和食物援助,可能已经接近了67%。
- 直接的外商投资几乎不存在,而当地的资金大多数都寄往国外或者投资在不动产或者短期贸易上面。
- 海尔门写到,巴勒斯坦政权的经济“大多数都来源于各种行业的PA官员授权的垄断带来的回扣。”
- PA的薪水册如此的浮涨以至于工资已经超过了国家所有的财政收入。
- PA功能紊乱的司法体制意味着通常由携带武器的犯罪团伙决定经济争端。
并不令人惊讶的是,海尔门把巴勒斯坦的经济描述为“摇摇欲坠”。
这种坠落的出现不会太令人惊讶,正如最后的鲍尔公爵(Lord Bauer)和其他人曾经说过的,外国的经济援助没有作用。它使一个经济腐败并扭曲之; 并且援助的数目越大,造成的损害越大。有人生动的表明了细节:在约沙尔・阿尔法特统治期间,巴勒斯坦政权三分之一的预算都花费在了“总统办公的支出”上面了,不用深入的解释,审计,也没有会计。世界银行提出来反对,但是以色列政府和欧盟支持这一腐败的安排,所以这仍然在继续。
2007年12月17日为“巴勒斯坦国家”召开的巴黎会议筹集了74亿美元的保证金 。© V.Chemla/GIN |
更加荒谬的是,这一错误也许会有助于解决阿以冲突。为什么这么说呢?看两种模型,困境对抗喜悦,这就解释了巴勒斯坦的极端主义和暴力活动。
困境的典型,所有的西方国家都赞成的,把巴勒斯坦变为贫穷、孤立、以色列是障碍物、减少一个国家等等。巴勒斯坦政权的领袖穆罕默德・阿巴斯在11月安纳波利斯的会议上总结了这一观点:“没有希望,完全绝望… 孕育了极端主义。”按照推测,消除那些艰难呵巴勒斯坦人,应当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诸如建设上面,比如经济发展和民主。问题是,这种改变永远都不会出现。
喜悦的模式就是彻底推翻阿巴斯的逻辑:没有绝望,而是无尽的希望,事实上孕育了极端主义。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希望源于对以色列软弱的理解,对以色列被清除暗示出一种乐观主义并兴奋。相反的,当巴勒斯坦人看不到继续反对以色列的道路时,他们就会把自己投身于更加平凡的任务中,就是谋求生计,教育孩子。注意巴勒斯坦在1992年经济的高峰,正如苏联之后,科威特战争之后一样,希望在弃绝消除以色列的欲望之后开始。
愉快。而不是艰难,说明了好战的巴勒斯坦的行为。因此,不管什么事情,只要能够削弱巴勒斯坦的信心就是一件好事情。失败的经济破坏了巴勒斯坦人的心情,更不用说他们的军事能力和其他能力,并因此使得争端解决更加接近。
巴勒斯坦人必须经历残酷的失败的痛苦考验,他们才能放弃他们消灭以色列国家的恶劣目标,并开始建立自己的经济、政体、社会和文化。没有任何捷径通往这一令人欣慰的结果。谁要是真正的关心巴勒斯坦人必须希望他们的绝望快速的来到,所以一个有能力的和有威严的民族可以继续前进,越过现今的野蛮,建立合宜的政体。
具有讽刺意义的,大量的和荒废的西方经济援助的涌入带来了这一绝望,主要有两种方式:通过鼓励恐怖主义和扭曲它的经济,两者都暗示了经济的衰退。没有法律的无意识的结果实施的如此意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