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4年，有些主要的美国政治家包括贝卡莱罗纳州的众议院代表Jesse Helms议员和众议院代表乔治亚州的共和党人Newt Gingrich比起以色列的政府对巴勒斯坦人表达了更加坚定、强硬的地位，这让中东人普遍感到迷惑。比如，比起耶路撒冷他们更不愿意让美国的资金流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他们表示了极大的热心为要把美国的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挪向耶路撒冷。
一份阿拉伯报纸， 《沙地官方报》造成了普遍的迷惑，它认为以色列国家主义的政党利库德集团“在以色列失去了地位，但仍然统治着华盛顿的高层。
这些天同样的事情再次出现，基督徒的领袖如鲍尔（Gary Bauer）、 Jerry Falwell 和理查德・兰德（Richard Land）口头上公开反对巴勒斯坦以色列外交的“路线图”， 比犹太人更加反对。但是基督教和以色列的团结应当并不令人惊讶，它表明基督教的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存在几乎长达两个世纪。
基督教支持犹太国家的建立源于英格兰，并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称为了重要的运动。1840年，英国外交秘书帕默斯顿爵士“强烈的”建议土耳其帝国政府统治巴勒斯坦，“使出全部的力量鼓励欧洲的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地区。”1853年沙夫茨伯里爵士的名言“没有土地的民族住在没有一个民族的土地之上。”
1876年乔治・埃利奥特（George Eliot）把这些的想法以小说的形式写进了《丹尼尔・德龙达》。1891年，乔治・亚当史密斯在他的权威著作《圣地的历史地理》中写到土耳其不得不把巴勒斯坦人赶出去，让犹太人住在那里，“犹太人把对全世界有很大价值的所有的东西都给了巴勒斯坦。”
同一年，1891年正是早期美国的基督教支持犹太国家的最伟大的开始――“布莱克斯顿请愿书”，413名著名的美国人签字请愿，包括最高法院的院长、众议院的发言人，当时代最伟大的工业家（洛克菲勒、摩根马、麦考密克），著名的牧师、作家和记者。
请愿书送给美国总统本杰明・哈里逊，当时的国务卿布莱恩，其中请求他们“使用他们的良好职责和影响…保证在国际会议早期就主张的，考虑以色列人的处境，和他们认为巴勒斯坦是他们古老的家园的主张。”根据一位历史学家Paul Charles Merkley，布莱克斯顿请愿书有很大的影响，并“在许多人脑袋里埋下了”“美国人支持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的种子”。
1917年11月的《贝尔福宣言》，英国政府宣布它支持“巴勒斯坦被建立成为犹太民族的家园”，也许这是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的最重要的一个举动。哈里・杜鲁门承认以色列，不顾他的政府的几乎全部的反对，大概是第二大重要行为。他的传记作者Michael T. Benson 发现杜鲁门 的支持以色列的主张“主要是建立在人道主义、道德和情感基础之上，这几乎都源于总统的宗教成长环境和他对圣经的熟悉。”（刚被发现的杜鲁门的日志，有许多的对犹太人非常坏的评价，这让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显得更加值得注目。）
媒体最近集中探讨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好像这是新鲜事（《华尔街杂志》的首页文章的题目是《以色列如何成为保守派基督教右派的最爱》）。真实的故事是，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如何不断的成为以色列在美国得到支持的基础，比起许多犹太地区，他们更强硬的支持以色列，也是更有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有人会问为什么华盛顿的政策和欧洲国家的如此不同，现今的答案大部分和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有关，当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乔治W布什成为总统时，这一群体就更有力量了。（相比较之下英国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已经消失。）
一位反对以色列的作家格雷斯・哈赛尔（Grace Halsell）承认了这个事实，并认为比起犹太复国主义者，华盛顿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更危险”的影响。积极的说：除了以色列的国防军队，美国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也许是犹太国家最终的战略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