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布什在6月4日的中东首脑会议上说：“我们的目标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和平和安全的共存。”然后，尽管在接下来的10天时间暴力事件发生导致了63人死亡，他还是在星期天重申了他的信仰“和平的巴勒斯坦国家和以色列人共存”，现在又加上了“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布什的目标也许看起来是半个世纪之内寻求阿以冲突解决的另一个外交扭曲。但是不止这样。实际上，这可能是他任总统以来最令人惊讶和最大胆的一个举措。以下就是原因：
首先，这很令人惊讶，因为他很大程度上离开了他任职的前两年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确定的是，他和中东领袖见面，发表演讲并严厉斥责一些细节――但是他基本的方法就是站的远远的，让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自己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最近几个星期，阿以外交很快从外围成为了政策的中心，和前任总统一样，这一问题具有了高度优先性，也许这次甚至更高。
其次，2001年底总统让观察家感到惊讶的是，他采纳了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的意见，认为这能解决阿以冲突，这是自从1947年以色列建国以来，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建议过的政策。
再其次，这一政策不是正常程序下得出的一致意见，即白宫所有助手自由发表讨论、外交部建议、智囊团研究和国会主动提出。这体现了总统个人的意见。
再次，试图创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是令人惊讶的，因为这让国内的学界一片混乱。托宾（Jonathan Tobin）在Philadelphia Exponent中观察到：“左翼和右翼已经都和总统交换了意见”，准确的说：“保守派为总统强烈要求巴勒斯坦的民主而鼓掌，现在又为巴勒斯坦国家对以色列的安全而烦恼。相反的，自由派不经常在他的支持者范围内，现在却热情的支持巴勒斯坦国家的目标。
最后，布什扔出了美国调停者在阿以政策上的规则手册。
他忽略了的处理规则包括：
- 不可预先判断最后的情形。总统们经常让自己满足于模糊的目的，把它留给战斗的人员来决定具体的事情；比如“现在是时间结束阿以冲突的时候了，”乔治H.W .布什在1991年表达了他的计划。
- 不要试图强加解决方案。直到1977年万斯和葛罗米柯谈判（Vance-Gromyko）失败以后，美国政府才建议国际化管理之下的解决阿以冲突的方式。更加典型的就是1990年贝克（James Baker）著名的讲话；他把白宫的电话告诉以色列人，“当你们开始认真对待和平的时候，再给我们打电话。”
- 不要把自己置于时间表之下。协商已经从具体安排好的时间被避开了，经常情况下，日子一天天溜走，而目标却没有实现。
- 不要选择领袖。直到现在，美国总统已经接受了阿拉伯的独裁者；布什政府（已经废掉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暴君）正努力排斥亚西尔・阿尔法特并让他的代表穆罕默德・阿巴斯（Abu Mazen）取代他。
- 直等到最后的阶段再把总统牵涉近来。地位较低的官员典型的是实验，并在总统自己加入冲突之前扫平道路。因为总统个人一开始就把自己牵涉近来，现在的情况等于没有网的高压电线外交。
总之，正如美国外交政策的权威华盛顿研究所的Robert Satloff说的，总统布什已经对美国过去的政策做出了“极端的突破”。
在最近的几届总统期间，阿以关系的戏剧出现了一些高潮和低潮的时刻，这一次可能会留下许多的标志性时刻。
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唯一最佳时刻就是埃及和以色列在1978年所签订的《戴维营协议》。罗纳德里根最差的就是1984年从黎巴嫩撤出了美国军队。比尔克林顿享受了1993年奥斯陆协定签订的胜利的喜悦，但是却也因为2000年戴维营谈话的唯一失败而备感痛苦。
简言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和安全的共处的”命运可能会深深的影响乔治W.布什的总统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