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可能性中，9月28日在耶路撒冷开始的暴力活动是阿以冲突的转折点。以色列人的反应对美国人有直接的意义。
从1948年它的成立直到大约1993年，以色列持续不断寻求防御政策――即向敌人发出信号不要惹麻烦，否则他们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虽然寻求此意味着沉重的和经常痛苦的代价，更不用说在国际上的不受欢迎，这一强硬的道路还奏效；犹太国家的对手勉强的缓慢的接受了它的存在。
1993年，在白宫的草坪上伊扎克・拉宾和亚西尔・阿尔法特著名的握手开辟了非常不同的政策――柔软，慷慨，国际上更易接受的政策。自从1993年，以色列人已经向敌人提供了根本的利益（巴勒斯坦自治、黎巴嫩南部，戈兰高地），并反过来几乎无任何要求。
比如，虽然以色列的外交官抗议阿尔法特讲话中关于圣战的花言巧语，以及巴勒斯坦报纸中反犹太人的卡通画，这些都是空洞的抱怨；在表达了拒绝之后，以色列人立刻回到谈判中间，并做出了进一步的退让。巴勒斯坦人的恐怖主义行为仅仅带来了外交的瞬间休息，之后很快就回到了令人怀疑的所谓的和平进程中间。
以色列人慷慨的期待善良能够越过战争的边界线带来互惠的感情。他们希望自制会解开那些古老的，不必要的冲突。
令人难过的是，相反的事情发生了，因为以色列善良的政策已经阻挡了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有时，它表达了软弱可欺；叙利亚总统称以色列的决定来疏散南部的黎巴嫩人“是以色列的失败之举，是国家成立之后的第一个”。有时，善良看起来是可怕的欺骗；；佩雷斯可爱的良好的愿望是“新中东”，翻译成阿拉伯语就是以色列恐怖的经济霸权的野心。
两种情况下，以色列的柔软政策结果都是被敌人贬低为寻求妥协的意愿。与其寻求在协商中片面的利益，巴勒斯坦人不断的下定决心通过武力来赢得所有一切。这生动的解释了他们几乎完全对埃胡德・巴拉克七月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慷慨建议毫无兴趣。他为他们提供了西岸的90%的土地，允许15万巴勒斯坦人进入以色列，并且共同分享对圣殿山的主权。但是这些的条款对这些现在要求这个地区100%领土的人来说，只有最小的吸引力，上百万的巴勒斯坦进入以色列，并拥有完全的主权。
虽然巴勒斯坦人多年来一直表达了在外交上的不耐烦，他们以色列（和美国）的对话者似乎已经对这种情绪视而不见，想象另一张白纸黑字就可以让他们镇定。但是巴勒斯坦的信心和侵略性现在已经到达了一点，就是以色列进步的退步是毫无意义的。使用武力的时机已经来到了。
暴力战斗已经开始。根据当今的情绪判断，它也许会持续一长段时间，在希布伦25岁的年轻人Khalid Abu Araysh告诉美联社：“这是一场宗教之间的战争，我要参加，因为我是穆斯林。”
当今的血腥事件让以色列面临一个选择：继续1993年之后的诱人的单边撤退政策，事与愿违的希望再一次的后退会引发巴勒斯坦的善良。或者回到以前不令人高兴，但远远有效的防御政策，让巴勒斯坦人注意以色列不仅会保护自己免受暴力袭击，而会反过来推翻巴勒斯坦人在1993年所获得的利益；只有当巴勒斯坦人表示改变的时候（意味着真正放弃暴力活动），协商才会重新开始。
现在的迹象不容乐观。巴拉克已经宣布“停止暴力是任何继续协商的前提，”意味着他准备好回到谈判桌上，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一样。这就向巴勒斯坦人发出信号，他们的暴力活动没有外交损失，并最终接受以色列。
以色列的这种软弱对美国有许多的影响，因为作为以色列安全的最后保证人，美国在那个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上有很大作用。因此，与其鼓励以色列人采取措施继续腐蚀它的安全，正如克林顿政府所热衷的，我们应当警告他们脱离现在所追寻的危险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