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4日，埃及的一位移民到达美国，他相信犹太人野蛮的阴谋理论，他因为自己极大“仇恨以色列”而出名，并可能和基地组织有联系，公开的武装自己，并袭击洛杉矶国际机场以色列的航班柜台，杀死了两人。
这很明显，就是为什么哈达亚特（Hesham Mohamed Ali Hadayet），在这个如此特别的一天，如此高度明显的地方将目标对准犹太人：参与到反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行动中。
但是一个重要的组织（美国政府）宣布不知道哈达亚特的目标。一位FBI的发言人曾经说“没有任何迹象暗示恐怖主义”。另外一位FBI官员说哈达亚特：“他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看起来就有杀人的动机。为什么他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还如此缓慢于决定呢？”可能的原因是，包括工作争议，和仇恨犯罪。
当然，执法机构不应当鲁莽下结论，但是这种云里雾里的方法实在是荒唐。它也正符合了固有的模式。考虑纽约市区的恐怖主义案例：
- Rashid Baz是黎巴嫩的出租车司机，因为仇恨所有犹太人，以及和以色列有关的事情而出名，1994年3月他公然的佩戴武器，并在城市里开车转悠，寻找犹太目标。他在布鲁克林大桥上发现了他的受害者（一个车里满是哈西德派的小男孩），并对他们疯狂射击，杀死了一个男孩。
现在FBI如何把此罪行进行归类？如“道路暴行”。只因为被谋害的男孩的妈妈持续的与这一错误描述进行斗争，联邦调查局最终才在2000年重新把这一谋杀归类为“恐怖主义犯罪”。
- Ali Hasan Abu Kamal是巴勒斯坦的枪手，从佛罗里达的好战伊斯兰教中冒出来，1997年2月拿着一把枪跑到帝国大厦的顶部，向那里的七人开枪，一人死亡。
他的自杀笔记中控告美国使用以色列作为“它对抗巴勒斯坦人的工具”，但是城市的官员忽略这一证据，相反的把Abu Kamal定义为“疯狂的跟人行动分子”（总警监Howard Safir）或者“在脑袋里幻想很多敌人的人”（市长Rudolph Giuliani如此说）。
- Gamil al-Batouti是埃及航空公司的副驾驶员。当1999年10月离开肯尼迪机场飞机坠毁的时候，他大声喊着“我把我的信仰放在安拉的手中”，造成217人死亡。在埃及人的压力下，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报告避开曾经一度提到Batouti的恐怖动机。
尽管，去年9月恐怖事件发生后，所有的“世界曾经改变”的花言巧语，西方的官僚仍然继续假装恐怖主义还很遥远。
- Damir Igric从前是南斯拉夫来克罗地亚移民，去年10月在田纳西州使用纸箱刀子杀死了长途汽车的司机，导致汽车翻倒，造成六位乘客以及自己都死亡。虽然这是一次公共汽车劫持的案件，和巴勒斯坦人袭击以色列人的汽车事件相似，但是FBI立即将之定义为“孤立的事件”，不是恐怖主义行动。媒体把这个暴力事件归为后外伤压力症状。
- Hassan Jandoubi是一名伊斯兰教主义者，可能和基地组织有联系。去年9月21日巨大的爆炸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曾经开始在法国图卢兹郊区的一家AZF肥料工厂工作。这是在法国化学工厂里发生的最严重的灾难，杀死了Jandoubi和其他的29人，造成2000人受伤，毁坏了600家住处，并损坏了1万家楼房。
验尸显示出来， Jandoubi 当时穿着两条裤子，四条短裤，验尸官将之于“伊斯兰教好战分子上战场或者进行自杀任务”时的衣着进行对照。同时，化学工厂当时正在处理铵硝酸钠，这是一个稳定的化学用品，输入根本的能量才能爆炸。
忽略了这三个标志，法国当局宣布只有“少量的证据”显明爆炸是一次恐怖主义行动，并在事故中占有控制地位。他们甚至迫害了两架报社，仅仅因为他们称Jandoubi是“极端的伊斯兰教主义者”，使得他们付了上万美金的钱来补偿Jandoubi 的继承人，一个清真寺和一个穆斯林组织，因为他们对Jandoubi 诽谤。
工作纠纷、仇恨犯罪、道路暴行、发狂、外伤后压力、工业事故…这些拒绝性的表达阻碍了有效的反恐主义。时机已经成熟，政府应当赶上剩下的人，并正确的命名他们为恐怖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