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拉克问题上的辩论，民主党人和大多数联盟政府都在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其军事行动――否则他们就对抗联合国。
这是一个奇怪的立场。美国政府，有着超过两个世纪的支持人权和打败暴君的历史记录，现在要听从联合国吗？适时选举出来的美国领袖应当走开，让多个的独裁者做出关键的决定，并来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吗？
赫德逊研究所的方特（John Fonte）在一篇大开眼界的文章中揭示了这一奇怪的主意有一个原因，即在最近一期的《奥比斯杂志》。最近几十年，“革新论”被美国的民主组织拒绝（这些组织包括行政执行机构，国会，法院，国家和地方的政府），但是却备受联合国和其他非民主的国际组织欢迎。并有许多西方的精英（甚至在欧洲比这里更明显）也使得这一改变变得内在化，现在他们把联合国和公司视为这些问题上更加合法的发言人。
方特主张，这一结束美国民主的企图带表了一个重大的运动，他为之命名为“官僚左翼主义”， 方特说，但是不管人们称之为什么，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传统中，这一努力都构成了对“自由民主政治的重大挑战。”
要想完全理解方特的文章需要全面阅读他的文章。概括起来，因为不能通过投票箱、法律教授、政治积极分子、基金官员、NGO官僚、公司的总裁和执政的政治家来达到目标，现在通过毁灭现代自由民主政治的两大支柱来实现那些目标，即单个的公民和民族国家。
官僚左倾行为通过以下的方式来降低个人的地位：
* 集体超越个人：个人独特的能力和观念不如生来俱有的在集体（种族的、道德或者性别上的）的属性重要。
* 受害者对抗压迫者: 世界分裂成好的组织和坏的组织两部分，非白人、妇女、移民和同性恋者本质上就归属于前者。
* 公正要求组织的平均分配主义： “受害者”组织应当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总裁，囚犯）中有代表，根据他们占人口的比例。
* 民主是组织之间平分权力： 民主政治不再意味着多数人统治， 而变成了在可归责群体中划分的事情。
* 受害者的价值统治：组织必须摆脱“压迫者”文化的观念，并采取那些非白人、女性、移民和同性恋受害者的观念。
* 驱除国家的象征性：传统的历史上压迫者“特权”的观念必须被丢弃。比如，在美国，传统上对欧洲殖民者的强调需要被丢弃，为了支持多元文化“囊括”三个文明――美国印第安人、西非人和欧洲人。
然后官僚左倾主义弱化了民族国家：
* 毁誉国家的主权：国家应当向高于他们的政体放弃他们的权力，比如欧盟或者联合国。本着这个精神，以色列的外交部长佩雷斯曾经呼吁不强调他的地区的主权并主张中东版的欧盟。
* 世界公民： 不是把最终的效忠对象（界定你到底为谁而死）指向国家，模糊的效忠应当归向一些全球成员资格的形势。
* 移民全超越一切： 移民应当能够自由的重新定居；强加他们的文化，并对他们新定居的国家只提供模糊忠诚。一个地区长期定居的民族应当微笑的接受“多元文化主义”。
方特表示，虽然改革论者支持，并在后现代的行话中被装扮，官僚左倾主义仍代表欧洲前现代的一次大倒退，那时统治者不是选举出来的。今天的官僚有效的充当了不久以前国王的角色。
可预知的，左翼的最新的目标就是在包括除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加拿大、法国、以色列和新西兰出现在脑海）有更多的胜利。方特暗示出这一沉重的包袱就落到了美国的肩上，即阻挡这一丑陋的体制，就好像阻挡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正如现在抵挡好战的伊斯兰教一样。
只有意识到官僚左倾主义才能竭尽全力阻止之，即在这一恶毒的观念有机会造成真正的损害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