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以后，一切就立即变得清晰了，文明的军队站在一边，野蛮人站在另一边。
袭击发生之后的那天晚上，总统布什宣布“美国和我们的朋友和全世界所有希望和平和安全的盟国都联合起来，我们站在一起为要赢得反恐战争的胜利”。第二天（在他们52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简称NATO）引用了这个组织的互助条款，宣布对美国的袭击活动就是“对他们所有国家的袭击”。
当时如此。十六个月以后，布什政府发现自己和许多“朋友和盟国”并不一致，甚至和美洲的许多国家都有不同意见。在9/11一年纪念日之时，国务卿鲍威尔告诉联合国的成员“我们都站在一起”，他的话听起来非常空洞。
一定程度上，团结的缺乏源于不可避免的松懈情绪，因为一年多时间过去了，没有任何反恐战争的胜利或者反对重大恐怖主义事件的胜利（虽然几乎错过了几个小型的，尤其是在新德里和特拉维夫；在巴厘岛和莫斯科的袭击活动各导致了100多人丧生。）
但是不同意见也源于观念上极大的不同。民意测验一致的指出根本的漏洞在于反美国主义。比如，大型的皮尤全球态度意见调查于上个月发布了结果，在它所调查的三分之二的国家中发现日益不断增长的对美国的否定态度。听到他们说美国人如何“活该遭受”9/11灾难，这变得沉闷而又平凡普遍。
在欧洲，憎恶美国的情绪有时令人惊讶：一本书声称奥萨马・本拉登袭击了世贸中心是美国政府的阴谋，这本书竟然在法国到达销量排行榜榜首。意大利的佛罗伦萨，Benny Irdi Nirenstein在《国家评论》中写道，“30万欧洲人（许多人挥舞着巴勒斯坦的国旗，穿着印有切・戈瓦拉、 斯大林和毛泽东头像的T恤）在大街上示威游行，公然抨击美国解放伊拉克百姓的可能性。”
巴勒斯坦国旗和斯大林的头像？你说什么？
上个星期一篇有洞察力的文章出现了对此敌对势力的一个解释，就是美国的分析家塞恩（Ken Sanes）在香港的《亚洲时代在线》发表的。
塞恩主张全球内不是两大“超级体系”，而是三个，这些体系塑造了这个星球的政治。当然，第一，是好战的伊斯兰教，有阴沉的极端主义、不忍耐、仇恨、残忍、侵略和极权控制等的信息。然后就是美国模式（我所命名的）个人主义化的解放主义――强调个人主义化，甚至快乐至上主义的“追求幸福”，加上强调自由市场和有限的政府。这两大对立是立定义了这场辩论。
然后（这才是塞恩分析的有趣之处）欧洲贡献的官僚左倾主义（再次，我所发明的术语），坐于两者之间。塞恩说欧洲的模式和美国的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依靠于自由市场来创造财富），并和好战的伊斯兰教有共同之处（依靠强有力的政府来达到目标）。.
只用地理概念来区别当然是不完全的，美国有很多的中央经济统计论的自由主义者，至少一些个人主义化的自由主义类型出现在欧洲。（同时，伊斯兰教主义者在两个地方都有。）
塞恩的独特在于把欧洲和美国区别开来，并不把他们作为一个系统的两个分支――不是一种语言的两种方言，而是两个离散的语言。
如果这一解释是正确的，最近欧洲美国之间的紧张趋势出现在一些问题上，诸如放射性食物、死刑、国际刑事法庭、伊拉克和阿以冲突都是重大分歧的标志，不只是短暂的争论。布什政府和所谓的德国总理施罗德之间的对峙日益加深，并比以往更加灰暗。
塞恩的角度也有两个巨大的意义值得仔细思考：20世纪90年代应当被看作是宇宙竞争时代之间的短暂间隔。美国上个回合的盟国（对抗苏联）正在塑造成为新时代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