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旗帜周刊》写到“人们的印象是美国军队的统治现在是如此无法抵抗，冲突的规则被重写。”
实际上，的确如此。在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现在正在结束的伊拉克战争都是如此，传统的战争的特征已经被颠倒了。但是它不只是一个美国现象；同样的重写也适用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战争中。
有一些的改变包括：
- 谁是敌人： 过去战争常常是抵抗一个国家；（比如二战期间整个的民族都被咒骂为“野人”，“日本人”）。现在，政权非常难将政府（塔利班、萨达姆胡赛茵的政权、阿尔法特）和民族（阿富汗人、伊拉克人、巴勒斯坦人）分别开来。前者是敌人；后者，潜在的比较友好。这就导致了下面的发展（令人惊讶的从传统战争的观点出来看），美国的飞机在阿富汗布置军队，扔炸弹毁灭这个政权，同时运输大量的食物来救济平民。
- 谁会取胜： 战争的结果过去常常是最重要的问题。现在，当西方对抗非西方时，在经济上、技术、物质、培训和组织上大量的不平等实际上保证了西方必定胜利。这就注定焦点显然集中在不同的事情上，比如对抗的持续时间和人员伤亡的数量。
- 人员伤亡： 在过去，每一方都寻求给敌人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现在，西方的军队努力减轻另一方的损失。作为回应，非西方的统治者有时给自己的百姓造成人员伤亡。在伊拉克，“防御军队试图把自己的平民置于危险之中，”Mark Bowden在《费城质询者》中如是说，而侵略军队“努力的避免杀害平民或者伤到平民。”同样，阿尔法特的恐怖分子通常都是在平民聚居地区实施行动，希望造成平民伤亡。
- 战利品： 早在1918年，战争中的胜利意味着向失败者乞讨。然后，从二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开始，美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先例，即为以前的敌人付钱让他们恢复。这很快就成了正常的事情，到了一个程度有许多人抱怨布什政府没有为阿富汗人或者沙龙政府没有为巴勒斯坦人做足够的事情。比如，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议员Chuck Hagel 对美国在阿富汗的努力并不满意，并强烈要求在那里“更多的努力和派更多的人力”。在伊拉克，美国的纳税人也许正准备花上上百亿美元。
- 为帮助对手而战：传统上，每一方都非常明显的为自己的利益而战。不再如此：联军名义上反对萨达姆胡赛茵的战争不是“为无核实施的行动”或者“为更便宜的石油”采取的行动，而是“为伊拉克人的自由实施的行动”。古老的国家利益的观念看起来将不断弱化。
- 为对方助威：国籍决定了效忠的对象；这不再是现实。从1899年到1902年的布尔战争开始，当英国国王在南非和布尔人战争时，大量的西方人反对他们自己政府的战争目标。这些的情绪在法国败于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和美国在越南的失败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在针对萨达姆・胡赛茵的战争中，有一些美国人和英国人希望联军失败（在旧金山的大街上的一个标志写着：“如果他们击中了官员，我们就支持我们的军队”。）相反的，大量的伊拉克人希望联军赢，他们说，“布什，是！是！萨达姆，败！败！）。
总之，这些改变等于战争的转变。西方反对非西方国家的军事行动中非常重要的方式更代表了警察的搜捕，而不是战争。西方政府是警察，地方的暴君是犯罪分子，受制的平民是受害者。
注意平行的两个方面：黑社会的头目穆拉・奥马尔和萨达姆・胡赛茵的消失了（阿尔法特会不会是下一个？）。这些军事行动的结果毫无疑问。但，受害者的权利和警察的安全一样重要。不使用过度的武力是所关心的极为重要的方面。
这一转变暗示出西方的战争已经在基本的方式上改变了，现在正走向未知领域。幸运的是，在此类战争的分割边缘，有两个民主政治国家是美国和以色列，他们有富有创意的和仁慈的军队，这已证明他们自己配得这一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