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德哥尔摩，人们站在美国大使馆的外面，排着长长的队，举着蜡烛表达他们的悲哀。在柏林，他们在大使馆放上鲜花。奥地利的议会挂起来黑旗致哀。“我们都是美国人！”这是通常不是支持美国的报纸《法国世界报》（Le Monde）上写的。一份肯尼亚的报纸回想奥萨玛・本・拉登在那个国家三年以前发动的爆炸事件，并说“很少有几个国家会像肯尼亚一样深深理解美国的痛苦。”一个中国人说，“当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感觉心都碎了。”
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是这样，因为他们收到了来自美国东部的悲惨性事件的新闻。大部分地区的许多民族和许多政府都回应以悲哀和仁慈，就是人们在此刻所希望的。
然而，有一个主要的和显著的例外，就是在中东，这天的事情却引起了一次大型的庆祝聚会。
一位黎巴嫩人说，“我们是狂喜的”。一个埃及的出租车司机在他们看到世贸中心再次崩溃的时候评论说，“打中了！”一个开罗人说，“这是报应。”其他的埃及人向乔治W.布什表达了良好的祝愿，就是他可以被压在这个楼底下，并高兴得说这是自从1973年以来他们最高兴的时刻。
这也就是在这个地区周围蔓延。在黎巴嫩和西岸，巴勒斯坦人向空中射击，这是表示高兴的普遍方式。在约旦，巴勒斯坦人分发糖果，又是另一种表达喜悦的方式。
甚至在中东之外，不少的穆斯林说美国罪有应得。尼日利亚的报纸报道说赞法蜡（Zamfara）省的伊斯兰教青年组织组织了一次会议来庆祝这次袭击。典型的来自阿富汗人的评论，“不管美国面临什么样的毁灭，作为一名穆斯林我都高兴。”一位巴基斯坦的领袖说美国政府正在为反对巴勒斯坦人、伊拉克人、波斯尼亚人和其他穆斯林的政策付上代价，然后警告“最糟糕的事情正要到来。”
值得肯定的是，大多数的政府表现都很好，谴责此事，并哀叹。但是就在这些地方，也有袭击。在叙利亚，从一封受限制的匿名的“官方信息”表示了哀悼，而不是（通常情况下）来自于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伊朗，一份温和的报纸分析中描述了飞机撞毁事件，是美国“为自己盲目支持犹太政权而付上了代价。”他们中间最恶劣的实际是控告以色列组织了袭击事件，试图把世界的注意力从它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中引开。
然后，在伊拉克，这一国家控制的媒体中，他们为暴力活动欢呼，表达了满意“美国牛仔自己尝到了反人类的犯罪行为的苦果。”它也本着毫无羞耻的愉悦宣布“美国的神话连同世贸中心一同被毁灭了。”
为什么会有这一不加掩饰的对西方的仇恨，特别是对美国的仇恨呢？因为两个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都紧紧抓着中东的大部分地方，甚至更多的地方。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在以色列旁边建立巴勒斯坦国家的目标经常被描述为是相对仁慈的目标，它实际比毁灭以色列和“从约旦河到大海”都被巴勒斯坦国家取代的目标更加恶毒。 以色列绝对的力量长久以来打倒了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发言人所表达的这一意识形态。巴勒斯坦不断产生新的对奥斯陆进程的感激之情，这一进程让以色列似乎看起来非常软弱和受挫。结果，甚至连美国温和的以色列政策也在过去一年许可巴勒斯坦暴力活动狂怒般的向美国政府、美国人以及他们所有的工作爆发。他们庆幸于美国人的死亡当然是自然的反应。
伊斯兰主义。这是观念的实体，把伊斯兰教弄成极端的乌托邦意识的基础，同时和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它有着很大的野心，就是要代替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并统治世界秩序。伊斯兰教主义说明反美国的仇恨情绪是来自于遥远的阿以冲突以外的地方，如尼日利亚和阿富汗。
这一理念的追随者不是人们所期待的自觉的侵略性，而是看到自己被西方包围。用一个埃及人的话说，美国人“掐着我们的喉咙。”
伊斯兰教主义者列出了一系列的国家（阿尔及利亚、土耳其、埃及和马来西亚是显著的例子），他们相信当地穆斯林的统治者正在执行西方的肮脏的命令压制他们的运动。他们也有另外一个清单（克什米尔、阿富汗和苏丹列在高高的地位），他们看到西方积极的镇压最好的伊斯兰教主义者，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一位伊斯兰教主义者解释，不论何时穆斯林朝着建立伊斯兰教国家的方向前进，“西方世俗的奸诈的双手总是在穆斯林世界，并导致伊斯兰教军队的失败。” 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改变美国的性质，所以它可以对伊斯兰教主义者的行动表示同情。
值得一提的是当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分子和伊斯兰教主义者有着对任何美国的事情的仇恨，但他们的目标却不相同：前者仅仅是要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而后者寻求改变美国的本质。然而同时，两者都对美国的灾难表示出了一样的幸灾乐祸。
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教主义者已经粗俗的表明了他们对美国的敌意，这就给出了清楚的证据，证明他们的态度和意图。这对西方人有着明显的政策性重要性：它意味着我们知道谁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西方政府许多年自欺欺人的想，他们可以安抚这些极端主义分子的活动，或者也许可以简单的忽略之。至少现在，在几千人丧失生命以后，我们知道这是多么令人痛苦不堪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