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克政府说，“没有别的选择”，这正好说明了它为什么计划和巴勒斯坦政权的主席亚瑟・阿拉法特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外交部长施洛姆・本阿米（Shlomo Ben-Ami）宣布， “最终，外交方法将取胜”。"
相似，在《标志》（Ha'aretz） 的一篇社论宣布，军事力量不能对付巴勒斯坦的暴力活动；“现实的解决方法就是在妥协和谈判协议的基础上，继续朝着并存的方向前进。”调查显示，以色列人口中健康的大多数同意没有外交的第二条路。
但是的确有第二条路，不太令人兴奋的，尤其肯定不是吸引人注意的一个道路，但是是可以解决这个国家战略性问题的道路。
顺便提及的，第二条路不是“单方的分离”，即巴拉克政府已经付诸实行的措施，可被简单的总结为“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单边的分离措施意味着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强力的设置边境；用巴拉克多彩的方式表达，它视以色列为“位于丛林中的一套别墅”。巴拉克自己的类比指出了分离不能奏效的原因；丛林中的别墅不可能生存太长时间。同样，以色列不能在围墙里找到真正的安全。尽管围墙的确可以对付巴勒斯坦政权（一个不可能的期望――想想黎巴嫩的南部吧），他们根本不能解决以色列许多敌人所施加的威胁。
分离有着另外一个缺陷：就像奥斯陆的协商一样，它错误的假设以色列可以采取主动做出战争和和平的关键决定。以色列人不能开始处理面临的威胁，除非他们意识到这类决定不是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制定的，而是在开罗，加沙，安曼和大马士革。换句话说，冲突只会以阿拉伯人接受主权的犹太国家在他们中间长久存在，不是以色列人来决定冲突什么时候应该结束。
这个事实很显然会令以色列人失望，他们盼望着把和阿拉伯人一个世纪之久的冲突抛到脑后。但是他们自己做不到，他们只能试图鼓励阿拉伯人这么做。以色列不能强迫阿拉伯人得出这个结论，只能试图间接的诱使他们自己愿意这样做。
一旦以色列人使他们自己顺从了这些不能变更的事实，他们的外交道路就变得很明显，甚至不证自明，既不新鲜，也不是外来的。它基本上包括回到前奥斯陆时代的道路上，那时以色列理解两个事实：（1）阿拉伯的大多数希望以色列在军事上被毁掉，（2）唯一改变他们想法的方法就是让他们看看这个目标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事实上，追求这个目标会让阿拉伯人陷入贫穷和软弱，不会严重的伤害以色列。
这被称为抵制政策，这个政策在1948到1993年的45年时间里在以色列人中间占主导地位，它效果不错。
比如，承认以色列的不变性是促使Anwar Sadat 放弃军事抵抗的原因，也是他在1977年飞到耶路撒冷的原因。
问题是，虽然抵制显然让阿拉伯消灭以色列的意志消耗净尽，但是更加微妙的，也肯定无疑的是这肯定也让以色列的意志被消耗净尽。抵制非常的缓慢、古怪和消极的，更不用说昂贵和间接，很难坚持几十年。最终，以色列变得不耐烦，希望一个更加迅速的和更加积极的方法。
这一不耐烦带来了1993年的《奥斯陆协定》，其中以色列发起了更加积极和有创意的措施来结束这一冲突。所以抵制完全的从以色列的词典里消失，今天在讨论政策的时候，连提都不提，导致了广泛的感觉就是美国外交以外的“第二条道路”。
以色列人只有在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这些令人兴奋的政策让他们失败以后才会转向抵制政策。更加悲惨，但是却更加明智，他们将重新发现这一个能让他们站稳的政策，即抵制政策。越早发生，他们就会忍受越少的伤害。
回顾过去，20世纪90年代将被视为以色列失败的十年，那时最初几年的成果被浪费，这个国家的安全也倒退。历史书这时会把以色列描述为，像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和法国一样是一个充满幻想摇摆不定的地方，梦想着避免战争，而事实上却种下了下一个冲突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