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对美国的以色列政策进行巨大改变的时候了。自从大约1967年，美国已经跟随了相当一致的界线：帮助以色列变得强壮，而给它施加压力向阿拉伯人撤退。所以，这一双重的方法根深蒂固，很少被注意。
但是它没有奏效。那些退让（主要是交出土地）本应该赢得从阿拉伯人来的互惠友善，因此试图结束这个冲突成为了以色列软弱的一个标志。
不仅撤退没有取得所期待的和谐的和平，他们实际已经损害了以色列，使它的邻居不太怕它，并导致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的野心和暴力活动到达了顶点。如果撤退已经准确的对阿拉伯的态度带来了错误的影响，他们已经赢得了美国的亲切。奥斯陆进程软化了反美国主义的流行病，因此导致了石油资源稍微更加安全了，恐怖主义稍微不太可能，政治上的大话越来越短，越来越没有激情。
因此如果萌芽的敌意单单是以色列的问题那就对美国简单多了。但是问题现在已经到了退步让美国的利益面临着更多的危险的时候了。
现在以色列的软弱是美国的一个问题：侵略性的反犹太现象已经在阿拉伯人中显露出来，这对美国有着直接的危险。
一旦阿拉伯“街道”的兴奋和对以色列的愤怒带来了战争，美国就会经历到巨大的损害反应，就是在石油市场、和穆斯林占大多数人口的国家的关系，以及反美国的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等方面。
更有甚者，一旦战争对以色列越来越厉害，就会给美国带来真正可怕的后果。不管你是否喜欢，美国都是非正式但真实的以色列安全的保护者，很难用魔法制造一个期望：即美国政策制定者多援助以色列。
假设阿以战争是美国最想避免的事情，华盛顿最好的道路是什么？
华盛顿应该采取措施来打击以色列的潜在敌人――就是通过帮助重建以色列的威慑能力。
正如我在12月份的《评论》中, 大篇幅谈论的，美国政府应该马上采取四个政策：
1. 不再容许以色列的领土妥协。这一转变很有必要，至少要坚持几年，来改变阿拉伯对以色列是个软弱国家，恳求和好的认识。短期的目标不是为了解决阿以冲突，而是提高以色列的抵抗能力。
2. 鼓励以色列表现出可怕的一面。如果美国领袖呼吁耶路撒冷重新恢复它古老的强硬政策，那么就会有巨大的影响，凭此就可以惩罚敌人对以色列人和财产的袭击。再次，目标就是为了证明它的士气并没有被挫败。
3. 维持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当美国政治家流畅的重复这个颂歌的时候，他们却同时愿意向自己的一些潜在敌人兜售武器（最显著的就是埃及，但也包括约旦、沙特和几个波斯海湾的敌人），极大的提高了后者的军事能力，使得战争更加可能。
4. 更加紧密和一贯的把以色列和美国联合起来。有时华盛顿允许丑陋的、单方的决议在安理会获得通过，它在10月7日放弃了联合国的第1322号决议。另外一个问题是有关美国政府有时对以色列和它的对手一视同仁。这就发出了孤立以色列的信号，也许会鼓励好战者。
这个让以色列振作的方法也许听起来不可能是华盛顿会实行的政策，但是政策上彻底的翻转，通常在实际发生以前被看作为不可思议。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重要的美国政客（著名的纽约的参议员Charles Schumer和北卡罗莱纳州的Jesse Helms）已经表达了他们对这个改革的希望。
以色列不愿意保护自己的利益，代表了它主要的同盟美国有着迫切的和不同一般的责任；需要坚定伙伴的意志。从来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同盟面临如此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