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陆进程的整整七年中，一个问题反复出现：就是以色列的退让是否是自己主权决定的结果，抑或因为美国政府的压力？现在，克林顿政府进入了最后的阶段，终于可以得到确定的答案了。
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这些决定都是以色列做出的；当然美国政治家欣赏这种让步，但是他们没有命令以色列这样做。象征性的，外交在挪威寒冷的森林里开始了，离发狂的华盛顿比较远，甚至没有任何美国的知识。
同样，正如国务院的Aaron Miller 指出的，美国政府的涉入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是在以色列政客的强烈要求之下。1996年9月，随着圣殿山的隧道开通以后，巴勒斯坦的暴力活动大量出现，总理内塔尼亚胡跑到华盛顿要求美国人参与进来解决这个问题。
最近是总理巴拉克给总统克林顿施加压力召集大卫营二号高级首脑会议；正是巴拉克的力劝，才使得总统提出了“桥梁提议”，解释了当今的外交恐慌。
令人惊讶的像保育员一样的总理，没有任何议会的或者公众的委托任命，在选举之前依靠快速外交来解决他的国家深刻的问题，这再次确认了外交的主动性到底是来自何方――即以色列。
耶路撒冷的市长埃胡德・奥尔默特说的正确：“分割耶路撒冷的意图不是美国压力的产物，而是巴拉克自己的投降的产物。”
认为华盛顿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做出退让的想法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但碰巧过时了。
美国的“土地换和平”的政策是在以色列1967年胜利之后出现的，20年间（1973-1993）是和以色列紧张的来源。在那段期间，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理解这是自动交回在1967年丧失的土地的先决条件，他们就不断的和以色列讨论“和平”问题。
同时，以色列人怀疑他们的言论的真诚性，因为这些话通常都是咬牙切齿的说出来的，用英语表达的，并充满了许多条件和愤怒的要求。华盛顿给勉强的以色列施加压力，让它接受那些话是有效的，并答应拿土地来换。
然后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变。1992年，伊扎克・拉宾当政，企图用领土来换和平协议。尽管他极为努力，但是没有达成任何领土换和平的交易。拉宾最后得出结论，继续坚持这个方法将使以色列达不成任何协议，虽然他试图摆脱一些土地。
所以，正如Douglas Feith指出的，拉宾尝试了全新的策略：“看到自己不能继续坚持一个安全的和平，要么就是迅速的结束占领，拉宾决定，优先实施后者。”换句话说，他开始了单方撤退的政策，这一政策仍然有效。
随着这一转变，以色列政府有效的放弃了它的担心，采用了不负责任的美国的方法。二十年的疑惑之后；他们愿意忽略阿拉伯的言行。到底是什么把我们带到了今天，带来了以色列强烈的一致渴望一纸协议；不依赖美国的压力。
对那些对奥斯陆进程表示怀疑的人，把以色列在过去七年的下降怪罪于美国人是能给他们些许安慰。对一些人，这暗示出，古老的以色列的精神仍然活着，被淹没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对另外的人，这暗示出华盛顿的改革能促进以色列政策的改善。
但是这些愉快的幻想不能再被纵容下去了。必须面对现实。以色列人正在做出自己的选择，正在铸造自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