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 也许是对外界人理解阿以冲突有着最大的影响的记者。他在20世纪80年代为《纽约时代》驻黎巴嫩和以色列的记者，他的报道受到广泛的引用，并使他赢得了普利策奖。他1989出版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一书是非常畅销的书，并赢得了非小说散文文学的非常有声望的奖。自从1995年他都是《时代》的外交事务方面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有着能说明自己观点的极好的平台。
就因为弗里德曼对阿以关系的观点的重要性和原始性，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都值得我们看看。
弗里德曼标志性概念就是把全球化的理论适用到冲突中。“全球化”就是为了有效的在世界经济中竞争，一国的教育、经济和政府组织都要和国际市场的要求相符和的简称。
他主张，如果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会集中在履行全球化的规则，它们不仅会生活的更好，而且也会发现自己非常忙于赚钱而没有时间彼此相恨。
计算机、互联网、繁荣和现代性都是他对国家主义的长期斗争的解决方法。教育孩子胜过让他们扔石头；提高生活标准比起维持对圣地的主权控制要更加重要。简言之，经济胜过政治。
弗里德曼的文章经常为这个主题辩论。比如，2000年５月以色列军队撤退以后，他访问了黎巴嫩的南部，这促使他宣布黎巴嫩和以色列的战争“结束了”。占领结束了，古老的仇恨现在“被其他的利益和增长的动力平衡。”
他写道：“这个地区古老、结壳的橄榄树般的政治是将要爆发出来的另一种政治，并将和充满机会的世界联系并联结起来。” 弗里德曼喜欢解决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关系的政策，这致使他过分的称赞前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做了“上帝的工作”就是给双方施加压力达成协议。
弗里德曼的理论非常不幸（克林顿的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也也很不幸），许多的中东人仍然被那些“结壳的橄榄树般的政治”占领着，就是被他扔到历史的垃圾箱的政治。
一段时间，这位专栏作家能把它们鼓吹为不相关的时代错误。因此1999年他认为哈菲兹・阿萨德，这位叙利亚末期全能的独裁者是“一个败落的国家领袖”，并（不亚于）“在历史的前灯下冻僵的野鹿”。
在晚期，弗里德曼觉醒了意识到中东的现实。他怎么能不觉醒呢？圣战起义，已经让巴勒斯坦人付上了巨大的经济代价，揭露出他们仍然把毁灭以色列看作自己的优先目标，而不是过上好的生活。为了保证他们的钱一点都不落在以色列，埃及人从世界经济中后退。萨达姆・胡赛茵选择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不是为伊拉克百姓谋求良好的生活。
值得赞扬的是，弗里德曼一经率直的承认了他的糊涂。他写道，我承认，“我不理解”阿拉伯群众对萨达姆的热情。他说，巴勒斯坦暴力活动已经让那些奥斯陆进程的支持者“感觉被蒙骗”。“再见叙利亚！ 再见纳斯达克！石油危机，你好！”是他对叙利亚在黎巴嫩边境对以色列的武力威胁感到困惑之后的回应。
实际上，他的困惑更加深刻，就是对全球化的前提：“最让我困惑不解的是今天阿拉伯街头的情绪，就是我在那里察觉的对现代化、全球化、民主化和信息革命的敌意。”
他想，为什么埃及人、巴勒斯坦人和伊拉克人不愿意放弃政治的梦想而寻求更好的住房，一款新型的汽车呢？答案很简单。阿拉伯对全球化的敌意一直都在，但是弗里德曼（和克林顿）不希望看到。他没看到中东的现实，相反的给它强加了一个相异的模式。
令人悲哀，但是更加聪明的，弗里德曼正在学习一个深深的关于中东的真理。在这个地区，政治胜过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