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特拉维夫的中产阶级为了寻找手工造的泥制花盆来装饰他们的餐馆,在1月23日决定忽略以色列对进入巴勒斯坦政权区域的禁令。他们遇到了一个巴勒斯坦朋友,躲避了以色列的军事路障,在图勒凯尔姆(Tulkarm)小镇吃了顿午饭。
三个人吃完午饭后,这次外出就悲惨的结束了,一个戴面具的男人开枪对着两名以色列人的脖子和背部进行射击,当时就杀死了他们。PA做了简短和不足以令人相信的演示,就是逮捕了谋杀者;实际上谋杀仍然未决,他们仍没有得到惩罚――这是在巴拉克时代的对以色列犹太人的另一次毫无代价的袭击。
相比之下,另外一个我行我素的以色列人上个星期日进入了一个图勒凯尔姆的餐馆,他也遇到来自戴面具的人的袭击。但是他比较幸运,因为在沙龙时代外出。不到几个小时,他毫发未伤的被释放,幸亏PA主席亚瑟・阿拉法特的私人干预。
两次事件都证明了自从总理埃利埃勒・沙龙在3月7日任职以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关系的改变。
以色列人的开放季节已经结束了。新的巴勒斯坦警惕正在进行。
下面是另一个例子:马尔万・巴尔毫迪(Marwan Barghouti)是法塔赫恐怖主义领袖,他对一月发生在图勒凯尔姆的谋杀事件的评论暗示出他支持对以色列的武装袭击。但是不到一个星期以前,他命令结束在PA控制的领域中的人多的地方枪击以色列人。
其它微小的迹象也暗示出阿拉伯人承认新的时代已经开始。
在许多年的残忍和放肆的反犹太主义以后,来自贝鲁特的话说,黎巴嫩的总理禁止一个国际拒绝大屠杀的会议在那里进行,这次会议原定于三月末举行。Rafik Hariri说: “黎巴嫩有比召开会议更重要的事情,这些会议损害它的国际立场,并损害它的名声。”
最近几年前所未闻的如此审慎时来自于所谓的“沙龙效应”。几十年把新的总理魔鬼化,他的执政已经在以色列的敌人中间引起了可以理解的谨慎。
但是引起惊慌的名声就到此为止了;要使得阿拉伯的态度发生真正和长期的改变需要沙龙政府证明给他们看,这需要许多的努力。在此,事情没有那么清晰。
正面看,新的政府已经表现了决心和想象力,要做出一些深层的改革,意味着从高中历史教科书到在白宫的自我介绍都需要被改变。沙龙已经宣布了“不再进行奥斯陆”。他正在建立两大重要的概念:只有暴力活动结束之后才会开始外交;同时巴以对峙只是中东的许多问题的一小部分。
不看政府,百姓似乎也走到一起了。我这个月初访问了以色列,受特拉维夫大学的达洋(Dayan Center)中心邀请。那时,我发现在过去的讨论中的两大主题再次出现:首先,巴勒斯坦人已经用一系列的暴力活动奖励了总理埃胡德・巴拉克的慷慨,这些暴力活动也已经显示了他们敌对企图的深刻;没有几个人还会再相信阿拉法特是“和平的伙伴”了。其次,当巴勒斯坦人正在为自己的暴力活动付着高昂的经济代价之时,大多数的以色列人现在很难再感受到暴力活动了。换句话说,巴勒斯坦人已经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了,并面临痛苦的抉择。
负面,沙龙已经显示了令人烦恼的意图,就是要和PA达成“长期的和平协议”,这是令人痛苦的,也是不现实的。PA使用迫击炮对付以色列人一事还没有得到回答,又发生许多的枪击事件。经济的抵制也被取消了,因为它们会发生完全的影响。没有人可以非常有信心沙龙可以控制他不定的外交部长希蒙・佩雷斯。
乐观主义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来的太慢,因为七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观看着奥斯陆外交动摇了阿以关系(谁能否认今天战争的可能性比1993年要大得多?)。我们在想以色列的政体是否真正理解了握手和和平条约的无用。只要条约另一方仍然存有毁灭犹太国家的梦想,一切协商都是无用。
但是这种担心可以等待。在有信心的领导们带领下,似乎古老的团结和强壮的以色列正从奥斯陆的尸体中复活过来。
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一触即发的战争至少被暂时的中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