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短暂的历史中，它曾经使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原则对付敌人。
从1948年到大约1993年，它让敌人感到气馁，就是因为采取敌对的措施向敌人施加痛苦的报仇的威胁。 这个原则就是著名的：威慑政策。威慑政策在以色列非常奏效，使之赢得了敌人45年勉强的接受。但是威慑政策也有许多的缺点，动作缓慢，昂贵和消极。它也是比较粗鲁，在国际上也不受欢迎。
在1993年左右，以色列人厌倦了威慑政策，更喜欢一个更加迅速、更加便宜、更加积极、更加温柔和更加被世界接受的政策。这一新的政策不威胁敌人，有三大主要因素，基本上不管是劳工党还是利库德负责都是一样。
首先，它给与了阿拉伯人以色列认为他们可以合法要求的东西。本着同样的精神，以色列军队完全的从黎巴嫩的领土上撤离；巴勒斯坦人已经自治，并期望建立自己的国家；叙利亚人只需要说“是”就能把整个戈兰高地都掌握到自己手中。
其次，虽然以色列正式的要求和伙伴谈判签订协议，它很少坚持让对方履行协议。它没有采取任何严肃的措施来强制实行禁止圣战的协议，以及交出恐怖分子，或者限制巴勒斯坦兵工厂的规模等的协定。
再次，必须有一个暗示，就是不能容忍任何的暴力活动。
这个原则的背后有一个微妙的逻辑：以色列的慷慨（实际上，几乎是单方的）实现了阿拉伯的愿望，加上忽略煽动性行为和侵略性言论，都说明它不再希望实现经济的增长以及和平友好的氛围，因此就劝导阿拉伯人有不太极端但非常保守的观点，反过来就改良了和以色列的关系。
古老的原则被称为威慑政策，新的政策是否有个名字呢？当然，它被称作绥靖政策。
唯恐这一描述不公平，我（从权威的《美国外交关系百科全书》引用）有一个对绥靖政策的客观描述，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叶被使用。直到那时，我们得知，它“主要是指及时的向不满的国家退让，就是那些认为有冤屈不平的国家有正当理由，以此希望清除困难，提高和平和良好的愿望。本着力量而行事，绥靖政权受到激励，不是因为惧怕或者软弱，而是因为政治感和认识到有限的退让不会给它的重大国家利益带来危险。”
听起来很熟悉吧？这个原则把以色列描述的非常准确（力量感，单方的转移财产，认为是不重要的退让）。
但是等一下，还有其它内容。百科全书继续解释了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发生的事情。英国和法国的领袖面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侵略，受到一战痛苦回忆的折磨以后，就开始“寻求减少紧张情绪的新型的绥靖政策，就是包括忽略侵略过对和平协议肆无忌惮的违反”。这也描述了以色列的现状。
但是还有：因为英国和法国的退让“总是导致敌人不断高涨的要求，升温的紧张情绪，以及战争的威胁”。以色列也知道这一点――想想真主党在最近几个星期令人毛骨悚然的威胁，随后哈马斯也表示附和。
有些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具体的细节，也非常危险的相似。比如：英国的首相麦当劳宣布必须寻求安全，“不是通过军事手段，而是通过道德方法”。奥斯陆进程之父西蒙・佩雷斯不可能说的更好。
英国之后的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看到坚持主张对捷克的部分领土的权利是“希特勒的最后要求”，因此同意他占领这一片有价值的土地。以色列对叙利亚和戈兰高地的政策就是效法了这一点。
著名的历史学家Donald Kagan 写到张伯伦努力通过提供经济上的激励“赢得德国的回心转意和好行为。”这就很好的描述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政策。
未来如何？根据同一个百科全书，“当连续的失败加强了绥靖者通过激烈的战斗取得胜利的决心时，这个本着光荣的目标而制定出来的政策就堕落成了阴谋和诡计，最终就成了羞辱性的投降。
幸运的是，以色列比羞辱性的妥协还相差甚远，任何时候都能通过放弃这绥靖政策回到古老的威慑政策上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值得肯定的是，后者是缓慢、艰苦的政策，也不受任欢迎。但是它的确奏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