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四个月，两大外交惨败暗示出现在是时候让美国的政客重新用力的思考，关于如何付出努力给以色列和阿拉伯带来和平。
当三月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协商变得艰难时，美国一方就拉出了总统克林顿，即它最后的外交法宝，试图达成交易。
虽然，低水平的人物并没有把所有的交易放到一起（让总统牵涉近来之前通常使用的措施），所以克林顿到了日内瓦，和叙利亚的领袖见面。会面变得很糟，以至于白宫的发言人事后报道说他的老板相信让叙利亚和以色列重新进行谈话“不会有任何效果”。
当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协商在这个月停滞不前时，克林顿再次实施了几乎一样的措施――除了这次他不是花了一个下午的喝茶时间，而是花了15天的时间时断时续的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领导们见面。这一次，谈话开始时没有保证达成任何交易。在此他们崩溃了――巴拉克之后告诉新闻发布会，这次首脑会议上讨论的所有问题都变得“无价值，无用。”
这两次失败的相似之处更加深刻。两次，以色列政府对阿拉伯的深入广泛退让都出乎任何人想象。埃胡德・巴拉克准备好了要把整个戈兰高地交给大马士革，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表现了前所未闻的妥协，是它的百姓面临的最敏感的问题。
此外：为了让这个交易更能诱惑阿拉伯人，巴拉克很少对他的对手提出要求――没有规范和叙利亚的关系，没有摆出结束和巴勒斯坦冲突的姿势。
这些发展都引起了美国媒体和政策圈里对以色列方法的细密分析。在巴拉克对付大马士革的提议问题上，他是否能赢得公民的投票呢？问题是，集中在以色列身上就意味着忽略了冲突的另一方。没有多少人注意叙利亚领导集体和巴勒斯坦的街道上对这些建议的消极性反应。当谈判结束的时候，变得令人惊讶。任何人都应该注意阿拉伯的政体。
当然，哈菲兹・阿萨德发现得到自己33年前失去的同样一块戈兰高地非常吸引人，加上他会从西方获得几十亿的资助。但是他拒绝了巴拉克慷慨的条件，主要因为国内的一些原因，很显然就是担心如果他和以色列签订了协议就会失去对叙利亚的控制。
当然，亚瑟・阿拉法特喜欢以色列提出这个条件，一个月以前可能会是不可想象的慷慨，但是巴勒斯坦政体中大部分人（幕后指使的，更大部分是阿拉伯和穆斯林的观点）认为没有理由接受少于自己要求的东西。如果黎巴嫩的真主党获得了自己要求的100%的领土，而巴勒斯坦政权却答应所要求的90%的领土呢？
本着同样的精神，原教主义的穆斯林组织哈马斯的Sheikh Ahmad Yasin认为和以色列达成任何交易都“不是和平”，而是“美国和以色列强迫下的投降”。他呼吁阿拉法特放弃大卫营的谈判，说巴勒斯坦政权“应该停止和以色列的整个政治进程，而和我们联合起来一起进行圣战。”这一观点非常流行，就阻止了实用主义者阿拉法特签订任何协议。
在日内瓦和大卫营的错误给美国人一些简单的教训。
首先，总要记住阿拉伯人先开始的冲突，他们必须来结束这个冲突。两次协商都错误的假设以色列人坐在驾驶员的座位：一旦他们决定交出高地或者交出圣城，问题就解决了。
事实上，以色列没有这个权力。最后的分析，战争和和平关键的决定是靠开罗和大马士革的官员，而不是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
其次，这就意味着，真正的理解阿以冲突就要求我们对推动阿拉伯政体的背后力量予以高度注意。到底什么样的恐惧铸成了叙利亚领袖的决策呢？人们怎么弄清楚巴勒斯坦政权和哈马斯之间一团麻的关系呢？
并不容易；和以色列的事物比较起来，这是非常熟悉的，很难得到关于叙利亚的实际信息，同时巴勒斯坦政权是民主和专制方法的非凡的混合体。
虽然也许比较艰难，但理解阿以冲突意味着能够更好的对付阿拉伯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