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的人似乎认为这一回合的叙以谈判会带来巨大的突破。总理埃胡德巴拉克预测，“几个月的时间”将会达成一个协议，叙利亚的外交部长沙拉（Farouk Shara）也谈到有可能“几个月”达成交易。
当然，也许可能。这类的企盼已经出现很长时间了，自从1991年叙以谈判就开始了。比如，1994年8月，以色列的官员暗示出协定的基本要点已经达成，就是他们期待在一年之内签约。
1995年12月，总理西蒙・佩雷斯预测和叙利亚签订协议时说，“我不得不怀疑这个时间表。”
1996年12月，内塔尼亚胡宣称，“我一点都不怀疑，在我们本届的任职期间将成功的和叙利亚达成和平协议。”
这一系列的错误期待应该告一段落了。
此外，上个星期叙利亚外交部长在白宫的冷漠举止加上强硬的言论再一次的指出他的政权极端的不愿意和以色列人打交道，更不愿意和他们签订协议。他的老板哈菲兹・阿萨德同意这些言论，因为他是在向西方的公众献殷勤，而不是要和以色列达成协议。
一而再，他已经制造了一个借口可以不到谈判桌前，或者暂停协商。我想他害怕和以色列签订协议将给叙利亚的百姓发出信号，即向西方开放，停止极权主义统治。
不管他的原因是什么，避免任何进步的循环模式都使我不得不预测，叙利亚会再次编造一个原因来中止这一回合的谈判。
一旦那真正发生，以色列人不需要绝望。事实上，他们应该感到高兴。叙利亚的经济已经在许多方面都破碎不堪了，这也附和了伊拉克所发生的事情。在两个国家中，极权主义统治者都牺牲百姓的利益来保证自己的江山稳固。
正如Steven Plaut最近在《中东季刊》中所显明的，叙利亚刚出生的婴儿中健康的孩子比例只占37%，是世界上除了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外最低的比率之一。叙利亚比古巴的人均占有的拖拉机数量还要少。最后，整个国家仅有5000台传真机。叙利亚大学的图书馆体系包括的书籍和西方一家相当规模的书店的藏书数量一样。
因为经济的崩溃就等于军事的软弱，人们不禁问为什么以色列渴望和这个如此败落的国家继续交易呢。正如Plaut建议的，“以色列急着要和阿萨德达成协议，和1989年美国急着要和苏联达成协议一样。 ”
为什么不低调一点，等待着叙利亚更加软弱呢？也许等到阿萨德的下一个政权？
另外一个和伊拉克的类比：像萨达姆・胡赛茵一样，阿萨德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就是签订那些与他有益的协议，然后当协议不再符合他的目的时，就忽略之。
他三次承诺要把军队从黎巴嫩撤出来，分别在1976, 1982,和 1989; 但是 35,000士兵仍在那里。他18次承诺结束库尔德组织PKK对土耳其的恐怖主义行动，但是每一次都食言了。
和以色列也一样，最著名的就是关于1974年《部队隔离协定》（Separation of Forces agreement）。阿萨德对耶路撒冷承诺，“叙利亚的平民将回到”以色列军队撤退的领土上，但是他们从来没那样做；那里只有士兵。在协议的最初几年，他允许恐怖主义组织实施行动。1992年，他转移了突击队，并驻扎在非武装地区。
为什么会有人更相信阿萨德比萨达姆更会信守诺言呢？阿萨德的一纸文书不值钱――尤其是在经济衰退，以及他病重时，再加上继承人在叙利亚挣扎。
除了一张纸，难道以色列有没有别的选择吗？仿效土耳其。
就在一年以前，土耳其政府和百姓团结一致行动，强烈要求阿萨德遣送PKK的领袖Abdullah Ocalan。土耳其的政客警告叙利亚，媒体以军事行动恐吓。
最后阿萨德让步了。这个情节告诉我们如果以色列也想要成功（即，结束黎巴嫩的真主党的袭击），它应该威胁，而不是献殷勤。像任何欺凌弱小者的人一样，阿萨德只理解一种语言，就是军事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