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scal Bruckner的《自责的暴政：西方受虐倾向随笔》的封面。 |
他是有些夸张，但夸张的并不厉害。
他展示了欧洲人如何把自己看作是"地球上的病人"，他们的瘟疫导致非西方国家的一切问题（也就是他所称的南方）。当白人驻足亚洲、非洲或美洲以后，死亡、混乱以及毁灭就随之而来了。欧洲人觉得自己生来就有缺陷："白人所到之处播种了悲痛和毁灭。"其苍白皮肤就标志着道德的缺陷。
这些极具争议的说法为 Bruckner精湛的论辩提供了支撑，他认为欧洲人为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种族主义的罪恶感到自责，这种自责已经如同感冒病毒一般控制了整个欧洲大陆，以致于达到了扼杀其创造力，毁灭其自信，同时耗尽其乐观主义的地步。
Bruckner 本人承认欧洲的不足，但他同时称赞它的自我批评："毫无疑问，欧洲产生了怪兽，但同时它也产生了可能理解并毁灭这些怪兽的理论。"他继续说，欧洲大陆伟大的成就足以弥补它最恶劣的暴行。这就是他所称的"宏伟的证据"。
自相矛盾的是，正是欧洲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缺点的品质导致他们的自我痛恨，因为不进行这种反省的社会并不会自我伤害。欧洲的优点正是它的弱点。虽然欧洲大陆"或多或少打败了它的怪兽"，比如奴隶制度、殖民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但是它选择继续沉迷于自己最恶劣的历史记录。因此，他的书名是《自责的暴政》。过去的暴力和侵略已经冻结于历史中，但是欧洲人打算永远不卸掉这些负担。
相比之下，南方永远都被视作是无辜的。甚至当殖民主义在历史中消逝时，欧洲人还在对曾被殖民的民族遭受的厄运进行正义的自我谴责。永远的无辜意味着把非西方人当成婴孩；欧洲人则把自己吹捧为唯一的成人——这本身就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这也提供了一种首先进行自我批评的途径。
 2004年3月12日恐怖分子爆炸事件发生一天以后，大约有100万西班牙人游行抗议，他们把暴行归罪于自己的总理José María Aznar。 |
正如马德里爆炸事件以及无数的其它暴力活动所展示的，穆斯林更倾向于对西方充满最深的敌意，同时巴勒斯坦人是穆斯林中最有敌意的。巴勒斯坦人公开敌视犹太人， 犹太人本是西方暴行的极端受害者，现在犹太人就成为谴责西方罪恶的最佳把柄。但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即使欧洲人已经放下了武器，犹太人还拿着剑，毫不畏惧的抗争。
不管巴勒斯坦人的行为多么恶劣， 欧洲鼓吹巴勒斯坦人是受害者；不管犹太人的自卫多么必要，欧洲还是把以色列人描述为当代纳粹，借来此开脱自己对犹太人犯下的种种罪行。因此，巴勒斯坦问题已经"一声不响地将对犹太人的仇恨再次合法化"。欧洲人如此关注以色列，强烈到以致于人们可能会认为整个地球的命运都决定在"特拉维夫、拉马拉和加沙之间的一小片地方。"
那美国呢？"欧洲通过谴责以色列开脱自己大屠杀的罪行， [所以]它也通过谴责美国来为自己的殖民主义罪恶开脱。" 将自己的美国孩子逐出家门让欧洲能够自我装扮。对Bruckner来说， 他要拒绝这种捷径，他钦佩美国人的自信以及国家自豪感。"在美国坚信自我的地方，欧洲却在自我质疑。"他还说道，在需要的时候，可怜的地球总会向美国而不是欧盟求助。对他而言，美国是"西方最后一个伟大的国家。"
他希望欧洲和美国再次合作，到那时，它们"将取得惊人的成就。"但是他自己的证据却指出这样美好的前景是多么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