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对西方文明所取得的成就深为赞赏的人——尽管它有许多的缺陷，我对许多西方人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心怀敌意感到迷惑不解。 如果民主、自由市场和法治已经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稳定、影响力和文明，为何如此多的受益者却看不到呢？
比如，为什么美国有如此好的人类福利，却激起如此多的敌意呢? 而作为一贯受压迫、却重新复兴民族代表的小小的以色列，为什么却招致如此强烈的仇恨，以至于体面的人们希望消灭这个国家呢？
 耶路撒冷的舍拉姆中心的Yoram Hazony。 |
他以库恩（Thomas Kuhn）在1962年的研究论文《 科技革命的构架》中提出的"范式转换"概念开篇。这一具有影响力的概念主张，科学家们是从一个具体的框架体系，也就是"范式"来看待他们的研究对象的。范式是支撑和理解现实的基础框架。那些与范式不符的事实都被忽略或者否定了。库恩回顾了科学的历史，并用一系列的科学革命展示了范式转移，正如亚里士多德、到牛顿，再到爱因斯坦的物理学。
范式也规范了政治，Hazony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以色列在西方的祛合法化现象。他主张，过去几十年中以色列的地位已经逐渐衰弱，"不是因为这些或那些事实，而是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人对以色列的范式性看法已经发生转换。通过"提供纠正性的事实（关于以色列军事道德或者它的医疗突破）对以色列的诽谤进行反击"，"并不会对以色列在体面的西方人的总体轨道中的位置有什么影响。"相反，我们必须承认最新的范式并与之斗争。
正在衰退的范式视民族国家是合法的，也是积极的，是保护各民族并让他们不断繁荣的手段。《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是国家的主权获得认可的里程碑。弥勒（John Stuart Mill）和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将民族国家的理想散播到全球各个角落。
然而，Hazony 认为，这一范式"几乎已经崩溃了"。民族国家已经不再有吸引力了；欧洲的许多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视之为"不可估量的邪恶来源"，这个观念正在迅速蔓延。
 德国的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生活于1724-1804年。 |
犹太人和大屠杀在从民族国家到超国家的范式转移中起到了奇怪的核心作用。对犹太人上千年的迫害在纳粹大屠杀时到达了最高点，根据旧范式，这赋予了以色列特殊的目的和合法性。然而，从新范式的角度来看，大屠杀代表了民族国家的过度发展，即德国疯掉了。
在旧的民族国家范式中，奥斯威辛的教训"永远不会再发生"，意味着需要一个强大的以色列国家来保护犹太人。新的范式却带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永远不会再发生"，因其坚持任何政府不应该拥有潜在的可以让纳粹暴行重现的手段。据此，以色列并不是奥斯威辛的答案。欧盟才是答案所在。旧范式的"永远不会再发生"激励以色列人追求西方世界最理直气壮的自卫政策，他们的行为却使新范式论者大为惊骇。
要不要指出将纳粹的暴行归因于民族国家这一思维的错误所在呢？纳粹希望消灭民族国家。他们和康德一样，梦想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国家。新范式论者混淆了历史。
以色列人并未能免于这一新范式的影响，正如在Avraham Burg 一事中所暗示的。以色列议会的前任发言人和总理候选人Avraham Burg转换了范式，写了一本关于大屠杀遗产的书，将以色列和纳粹德国相提并论。他现在希望以色列人放弃以色列，不再成为犹太民族的保卫者。Burg令人悲哀的例子暗示出，没有人可以摆脱新范式疾病的蔓延。
Hazony的文章没有提供政策性的回应，但是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却大概阐述了三个领域的回应：不断提醒人们注意新范式的存在，找到要害证明其错误，并且通过与时俱进赋予旧范式以活力。
他的见解实是深邃，他的建议也恰逢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