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埃及的反政权示威游行，新政府有可能受穆斯林弟兄会领导或干预，很多人发出疑问，伊斯兰教是否能和民主政治并存？答案是肯定的，它们有并存的潜能，但是需要付出诸多艰辛的努力才能使可能变成现实。
当前现实离促进二者并存还相差甚远，因为暴政还极为不相称的折磨着穆斯林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Frederic L. Pryor 在2007年的一次分析中得出结论，除了几个国家，"伊斯兰教与政治权利之间极少关联"，本分析发表在 《中东季刊》 。Saliba Sarsar 对比了17个阿拉伯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并且在同一杂志中写到，他发现"在1999年和2005年之间...大多数国家中不仅缺少进步，整个中东的改革也在后退。"
从这个令人心寒的模式一下跳到得出结论说伊斯兰教本身一定是问题的成因，这也过于简单。古老的错误理论，即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它在那之后出现，因此必定是从前者而来"）构成了这一过分单纯化的跳跃式结论的基础。事实上，当前独裁专政、腐败、残暴以及虐待的窘境源于一些具体的历史发展，而不是《古兰经》和其它神圣经典。
五百年前，民主政治根本不存在；它在西欧出现主要是由于几个因素，包括这一地区的希腊罗马传统、基督教的凯撒和神之间的紧张关系、地理、气候以及科技和政治哲学中的关键突破。没有任何东西注定先是英国、而后美国会成为走向民主政治的先锋。
换种方法表达：当然，伊斯兰教的精神本质是不民主的，但是其它的前现代的宗教和社会也是如此。
就如同基督教成为民主进程的一部分一样，伊斯兰教也可以。这一改革肯定是痛苦的，也需要时间。天主教的改革在中世纪时期被定为反动势力，如今是民主力量，这个改革并没有完全结束，虽然已经发生了700年之久。当位于罗马的政府组织需要花如此长的时间进行改革，为什么源于麦加的宗教，带着它独特的满是疑问的经书，应当变化更快，或是更少争议呢？
伊斯兰教鼓励政治参与就意味着在方法论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尤其是对沙里亚，即伊斯兰教法典的认识上。仔细思考一千年以前在准部落的情况下，在巨大的同今日截然不同的思潮下，法典包括大量无法被现代情感所接受的特征，包括当时人们中流行的神圣意志的反民主思想，军事圣战是扩张穆斯林统治的合法方式，穆斯林比非穆斯林优越，男人比女人更优越。
简言之，古典意义上的沙里亚法普遍被认为为不能和现代生活兼容，尤其是不能和民主政治兼容。穆斯林的政治参与意味着要么拒绝法律的公众层面，如阿阿塔图克在土耳其所做的，要么要重新诠释这些法律。苏丹思想家 Mahmud Muhammad Taha提供了后者的一个典范，他在重读伊斯兰教经书后，大量的淘汰有害的伊斯兰教法律。
伊斯兰教仍在不断的改变，所以坚持认为这一宗教必须和以前一模一样是错误的。正如开罗大学的 Hassan Hanafi所说的，《古兰经》"是一个超市，人们拿走自己想要的，留下不想要的。"
阿塔图克和Taha之外，穆斯林中很少有人开始这一漫长而又艰辛的伊斯兰教现代化的尝试。这一尝试当然困难重重，除了固有的彻底翻修7世纪的秩序以适应西方主导的21世纪的思潮存在的困难外，伊斯兰主义运动今天主导了穆斯林知识分子的生活，恰恰走向和民主政治相反的方向。相反，它不断努力以恢复整个沙里亚，并试图以异常严格的方式实施它，而不顾大多数人的期望。
一些伊斯兰主义者公然抨击民主政治为异端，是对伊斯兰教价值观的背叛，但是他们更聪明之处是，他们注意到自己广受欢迎，已经采用民主政治作为夺取政权的机制。他们在土耳其之类国家的成功，并不能将他们改变为民主人士（即愿意交出政权），却体现出他们不惜使用任何战略手段以达到夺取政权的夙愿。
是的，随着足够的努力和时间的推移，穆斯林可以和西方人一样民主。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却是最不民主的人，而伊斯兰主义运动代表了政治参与的一个巨大障碍。换句话说，埃及和其它地方一样，我理论上的乐观主义，正受到基于当前和未来悲观主义现实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