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耶路撒冷在穆斯林的宗教上的象征随着政治环境的不同有强有弱。在持续的已知14个世纪内循环重复了六次，只是当这个城市符合它的需要时，穆斯林才关注这个城市；当不需要时便忽视之。
这种对比在上个世纪尤其明显。1917年-1948年英国统治这个城市，在土耳其帝国统治这个城市的400年消失的对耶路撒冷的深情重新燃烧起来。然而在1948年到1967年约旦统治这个城市时，阿拉伯人却完全忽视它。例如，约旦电台的广播的周五的祈祷不是从阿克萨清真寺出来，而是从安曼的一个小的清真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建立性文件，即1964年《巴勒斯坦国民公约》并没有提及耶路撒冷。
穆斯林对这个城市的兴趣只有当1967年以色列主张对耶路撒冷的主权时才高涨起来。耶路撒冷随后就变成阿拉伯政治的焦点，被用来统一反动力量。在1968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重新修改公约主张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地盘”。沙特阿拉伯的国王宣布这个城市在宗教上“就像”麦加――如果不是亵渎神的主意，就是一个新颖的观念。
直到1990年，伊斯兰教对耶路撒冷的关注达到了如此超现实主义的高度以至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从庆祝耶路撒冷发展成为拒绝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神圣的历史上的重要城市。巴勒斯坦阿拉伯的组织（学者、宗教人士和政客）得出了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主张，这主张是通过建立一个修正主义的大厦，而这个大厦由各种均等的虚构、谎言、编造和欺骗构成。它删除了所有的犹太人和这个以色列的土地的联系，取而代之以似是而非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联系。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现在声称迦南人建立了所罗门的圣殿，古代的希伯来民族是贝多因人的部落，《圣经》从阿拉伯半岛传出，犹太人的圣殿“是在约旦河西岸的纳布卢斯或者也许是伯利恒”，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到70 C.E.结束，并且今天的犹太人是Khazar Turks的后裔，Yasser Arafat自己创造了一个不存在的迦南人的国王塞伦（Salem）, 在这里凭空的充满激情的宣讲这个离奇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祖先”。
《巴勒斯坦媒体观察》总结了这个过程：就是通过把迦南人和以色列人都转化为阿拉伯人的方式并且把古老的以色列的犹太教转化为伊斯兰教，巴勒斯坦政权“把可信的犹太人的历史，在几千年的不断的文学中都记载的历史找出来，从中划掉‘犹太的’字样然后换上‘阿拉伯的’”。
政治意图非常清晰：犹太人对耶路撒冷没有任何权利。正如一个街道上的标语上写的：“耶路撒冷是阿拉伯人的”。犹太人不受欢迎。
希伯来人大学的Yitzhak Reiter说到三项重大事件的发生把这一自我放任的神话转变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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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山的信仰事件，即在1900年发生的，一个犹太人的团体在第三圣殿放置墙角石的努力失败了，导致一场穆斯林的暴乱，其中17位暴乱分子丧失了生命。这个事件增长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伊斯兰教的圣地被摧毁的恐惧，促进了一种证明耶路撒冷一直都是穆斯林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城市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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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陆协定》即在1993年9月发生的，第一次把耶路撒冷的事放到桌上来讨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反应是试图否认犹太人和这个城市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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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城的高级首脑会议是在2000年7月，那时也是第一次以色列的政府重申他们对圣殿山的主权。正如一位美国的外交官Dennis Ross在会议上收敛的说出来的阿尔法特“从来也没有给与任何真实的观念，一次也没有”。然而，“他的确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就是圣殿在耶路撒冷不存在，而是在纳布卢斯。”就这样，耶路撒冷的假历史成为了巴勒斯坦政权官方的政策。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拒绝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联系有两个可能的长远的含义。第一，它暗示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耶路撒冷的关注已经到达了如此炽热的程度，也许现在会不顾政治的坚持，因此打破了14个世纪以来的形式。耶路撒冷看起来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持久的穆斯林的利益，产生了一种权利意识不再和功利主义有关。
第二，这种否认严重的减小了将来外交方式解决此问题的可能性。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不证自明的历史性错误就疏远了他们的以色列对话者，因为它主张对整个城市独一的主权。总之，将来对耶路撒冷的谈判比起以前的一定会更加情绪化的、坎坷的和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