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统布什任命我为美国和平研究所的董事的几个月里，因为礼节的原因我有义务不谈论任何关于对我的任命之事。因此我仍然对反对者的论断保持沉默。
五个月中，我默默的忍受着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议员对我不公平的诬蔑，说我不是“要在不同政见中架起桥梁，也不是要带来和平”，《华盛顿邮报》的社论批评我是文化桥梁的“破坏者”，当然还有其它的批评。
幸运的是，有些人为我的利益有所回应；比如Chuck Schumer议员和《洛杉矶时代》都支持对我的任命。
几个月的沉默终于可以在上个星期五结束，当总统布什调用他的宪法权力（第二章第二条）撤回了对我和其他八个人的任命；我们将在本届议会结束后或者2005年1月停止工作。
但是对我的控告仍然伤害着我。我人生的三分之二都花在中东研究、学习阿拉伯语以及在穆斯林世界旅行等事上了。我曾在开罗住了大约三年，在哈佛教授关于中东的课程，并在美国和国防部专门研究这方面内容。
简言之，我的职业生涯确实已经奉献为要给“不同政见架起桥梁并带来和平。” "
为什么有人还把我认为是敌对伊斯兰教的呢？我认为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歪曲：政治上的敌对者（伊斯兰教主义者、巴勒斯坦的民族统一主义者、极左翼）在我的履历中挑刺，然后耀武扬威的挥舞着自己选择性的摘录来诽谤我。
参考下面我于1990年写的文章。虽然我曾对穆斯林威胁的看法表示嘲笑，但也承认西欧（反对美国）可能会有和穆斯林移民之间的问题，因为欧洲人“尚未准备好接受大量的外来黄种的移民，他们做奇怪的饭，并有着极为不同的卫生标准。”
如果没有上下文，这似乎是反对穆斯林的。但是我的反对者：
- 忽略了我曾经解释过“黄种人”和“奇怪的饭”都是引于当时流行的欧洲观念，不是我的个人民族情感。（回想起来，我因该在这些词语上加上引号。）
- 他们从未引用接下来的两句话：“穆斯林迁往西欧的运动产生了痛苦而有限的挑战；然而没有任何理由把这个事件看作是要导致两个文化大型的战争。如果合适的解决，移民甚至可以带来许多的价值，包括给他们迷失的社会带来新的能量。”
正是在这些歪曲的基础上，批评我的人得出了他们的结论。
混淆：我曾经费力的区别伊斯兰宗教和好战的伊斯兰信徒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好战的伊斯兰信徒是问题，中庸的伊斯兰教信徒是解决之道”已经事实上成为了我所倡导的。但是这些是新颖而又复杂的观念。结果我对好战的伊斯兰教信徒的敌对有时会被误解为敌对整个伊斯兰教本身。
比如，上个星期六《费城质询者？》Philadelphia Inquirer 的首页股市就是关于我就职，其中他们引用我说的话：“没有暴力的冲突就是目标。我们和所有的联盟都有差异，但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和他们一起诉诸武力，这是我们所期待的目标。但是现在并没有达到这个地步，正如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所发现的。我们不能总是依靠非暴力的方法。”
新闻撰稿人并不理解我的论点，他将之分析为“Pipes说穆斯林战争是有必要的。”事实上，应当是“Pipes说可能需要进行反对好战的伊斯兰教信徒的战争。”
我相信这一区别（就是伊斯兰教和好战的伊斯兰教徒）是反恐战争的核心，并迫切需要向非专业人士阐明。我期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那些被伊斯兰教主义者的极权主义伤害的穆斯林更多的站出来。
想一想，听起来好像美国和平研究所会考虑的一种活动，来完成“促进国际冲突的避免、管理和和平解决”的使命。
类似的建议项目就是我期望在美国和平研究所董事会任职的一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