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iel Pipes的介绍：我的文章《痛恨美国的教授们》在2002年11月12日发表在《纽约邮报》上，引起了其中提名的六位教授中的两个人的回应，《洛杉矶时代》同意发表这些回应。为了让读者可以看到我和他们的辩论，《洛杉矶时代》让我重新修改我的文章，我就这样做了，缩短了文章，并做出了不同的论点。我的文章在前面，接下来就是Foner-Gilmore的回应。
美国大学已经转向了反对意见的温床上，现在正是把他们拉回的时候了。
比如伊拉克的问题。美国人普遍都注意了这政权对自己的百姓的残酷的行为，以及对外界的威胁上面，而在如何回应上美国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如果问教授们问题何在，他们几乎可能的回答就是美国是才是主要的问题，不是伊拉克；布什政府最大的担心是石油而不是核武器。
历史学两位教授是这一论点的典型人物。哥伦比亚大学的Eric Foner主张先发制人的对伊拉克的战争会把我们带回“霸权统治的臭名”。他发现华盛顿政府今天的论点和日本在珍珠港事件中使用的理由“惊人的相似”。
耶鲁大学的Glenda Gilmore把美国看作是帝国主义，并侵略了伊拉克。她说，“布什计划的第一步是把我们的国家转变为侵略国，不能容忍任何的敌对观点”。她也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类似的观点正反映了在校园中的种种现象，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来，大学仍然是美国人生活中的最极端的、自相矛盾的和隔离美国的主要组织。
那不是建议进行言论控制；教授有完全言论自由的特权。但是它的确指出需要提出一些难题：
- 为什么美国的学术如此容易把自己的国家看作问题？
- 为什么大学雇佣人无端的为美国的敌人道歉？
- 为什么教授一贯的误解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比如，越南战争、冷战、波斯湾战争，现在是反恐战争？
- 极端化的、压制性的大学氛围对学生有什么长期的影响？
这个国家需要它的大学变成更加成熟的、负责的和爱国的地方。成功进行改革，意味着把日益倒退的学术从现在经营大学的学院体制和行政人员手中夺回来。
非常重要的就是记住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大学不属于（法律上、财政上或者道德上）那些雇员，就是偶然管理大学的人。后者没有权利把这些重要的组织从美国生活的主流人群中抢走。
外界的持股人（董事成员，校友，学生的父母，在州立大学的情况下，州立法者）需要开始更多的操心政治，而不是足球。
他们必须采取措施重新建立一个政治上平衡的环境，即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学所有的声名显赫的学术成就以及优秀的教学都可以再次出现。
为言论自由而战
不同意并不意味着缺少爱国情结
Eric Foner和Glenda Gilmore
洛杉矶时代
2002年12月27日
我们就是Daniel Pipes 提到的两位教授，就是他问：“为什么美国的学术界如此轻蔑自己的国家，而为专制的和危险的政权寻找借口呢？”这其中所提到的教授。
Pipes是自诩的接受自由言论的人，也是校园观察的建立者，最近在纽约的一份报纸中把我们列入了一个名单，就是六个“仇恨美国的教授”的名单。他把我们当成教训的例子，即指责我们无端的反对自己的政府，他呼吁“外界人士”（校友、州立法者、学生的父母和其他人）“学院采取措施…建立媒体言论的标准。”
如果Pipes正在简单的展示对言论自由的误解的示范，那么就没有必要提出警告。但是他的批评，很典型的就是在保守派评论者中间广泛存在的一个趋势，就是自从9月11日已经迅速的给布什政府挂上了缺少爱国主义的罪名。
William J. Bennett是保守派的“授权美国”智囊团的奠基者之一，在他最近的《我们为何而战》一书中主张和他持有不同意见的学者“广泛的播撒和制造困惑”，并“削弱这个国家的决心“。美国受托人和校友委员会是在1995年由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妻子Lynne Cheney 建立，它呼吁那些组织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来决定校园当发生的事情，把那些不能讲授“真理”的教授清除出去，这一真理即文明本身“在西方，实际在美国有最好的示范。”
Pipes号召“外界人士”来监督学院的言论，唤醒一战和麦卡锡时代的回忆，那时批评政府的人被放进监狱，以及那些高等教育学府中反对战争的人，或者“不顺服”的教授。今天的历史学家把这些情节看作是美国历史上民族解放的羞辱的事件。
Pipes把反对政府的政策等同于仇恨我们的国家，在民主政策的本质上放进了深层的敌意：民主即包括保持不同意见的权利。
在发动了这一袭击中，我们的罪恶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的言论出现在我们所在大学的学生报纸中，他们反对布什政府认为有权对伊拉克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的主张。
同样的言论也来自于大量的公众人物，包括大布什的政府成员，前任总统卡特尔和国会成员。这实际是世界每一个国家的观点，包括美国大多数的长期的同盟。
我们两个都没有要为“危险的和专制的政权寻找借口”。认为一个政权是专制是一回事，而相信美国有权承担全球警察的单方面的角色则是另一回事。
我们所教书的哥伦比亚大学或者耶鲁大学没有什么可能会听从让“外界人士”来管理学院体制的声音。危险在于，大学的财政越不安全，就越多的依靠立法，这会给言论自由带来集中性的威胁。
Eric Foner 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Glenda Gilmore是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