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伊拉克的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等遭受的破坏到底应该怪罪于谁呢?《纽约时代》称这些破坏等于“在当代中东历史上最严重的文化灾难之一。”
中东的学术专家说,应当怪罪于布什政府。他们继续把美国的领袖比作历史上一些最卑劣的大规模杀人犯。
- 哥伦比亚大学的Hamid Dabashi:美国的政治领袖是像匈奴人阿提拉,成吉思汗和 帖木儿一样的“文明的破坏者”。
- 海沃福德的Michael Sells :他们是野蛮人,他们的“犯罪的疏忽”简直可以和尼禄相媲美。
-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Said Arjomand:美国政府的“战争罪行”致使它和1258年席卷巴格达的蒙古人成为同类。
然而,这些学术人士忽略了一个细微的细节:伊拉克人进行掠夺和烧毁行为,他们如此做是为了反对联军的希望。把伊拉克人的犯罪行为归罪于美国人简直是深深的拍马屁,就等于把伊拉克人看作小孩,他们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学术人士也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这种文化的自我摧毁行为是极其罕见的。
1944年,法国人并没有洗劫罗浮宫。一年以后,日本也没有把自己的国家图书馆烧掉。1990年巴拿马人也没有毁掉他们的档案。1991年,科威特人没有毁掉他们历史的《古兰经》。是的,洗劫在这些事件中都发生了,但是没有任何事情接近于美联社所称的伊拉克“未加抑制的文化盗窃的狂怒”。
它的确是一场狂怒。伊拉克的国家博物馆,也许是中东最古老的遗物的仓库。正是在这里,一位目击证人说,“博物馆的28幅图表和保护储存室的有巨大的铁门的拱顶已经被洗劫一空,这些门是用来把每一个门升高到没有灯光的黑暗中。”
伊拉克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遭受的破坏更加严重,因为这两个机构都遭到了故意的焚烧。这个国家许多的文化和记录都被毁掉了;“国家图书馆的主要部分什么也没有留下,只剩下烧焦了的墙垣和天花板,还有无数的灰烬。”这灰烬中包括有烧焦的历史书残渣,“这个国家的文化遗产都随着浓浓的烟飘走了”。伊拉克主要的伊斯兰教图书馆里,还有“罕见的早期法律和文学资料、无价的《古兰经》、书法和图画”都被烧毁了。
这一野蛮的举动非常罕见,只有一次先例――就是90-91年伊拉克人的一些举动。
* 在科威特:当科威特是伊拉克的一个省的时候,伊拉克的军队抢劫了国家图书馆,放火点燃的天文馆,洗劫了图书馆,同样毁坏了文化建筑物。
* 在伊拉克:在伊拉克失败之后的不稳定时期,凡政府分子进行了一场洗劫的暴动,掠夺了地区性的博物馆和其它文化机构,盗窃了4,000件物品。考古学家发布了一个目录为防止古文物非法买卖交易,包括“丢失的遗产:从伊拉克地区博物馆偷盗的古老文物”。
如何解释这种独特的伊拉克人文化上自我仇恨的倾向呢?现代伊拉克人本性上暴力是一个原因。
以色列的学者Uriel Dann在1986年写文章解释到暴力的风气是“伊拉克政治上的一部分…。这是前所未有的,遍及权力政体之外的大量的百姓中间。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很容易被动员,哪怕是一个最不容易让人相信的借口。他们就组成了一个长久的难以控制的组织,随时准备好发动暴乱。
2001年科威特的学者Shafiq N. Ghabra在《中东季刊》上年扩展了这一主题。他指出伊拉克不稳定的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的混合,逊尼派人和什叶派的人的混合,都市人和部落成员的混合,再加上其它的分支,政府非常难以控制这些各种各样的成分,导致他们建立了“一个完全没有政治妥协”的国家。领袖们“清算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没有任何程序的没收财产,伪造控诉来对付自己的敌人,并和自己假象的国内敌人进行战斗。”
空荡荡的国家图书馆的残壳无声地证明了这个国家过度的异乎寻常的倾向于对自己实施暴力活动。
因此,对伊拉克的洗劫事件不应当怪罪于联军,而是伊拉克人自己。是的,联军应当准备的更好一些,但是伊拉克人自己应当对文化的灾难承担道德上的责任。.
这一结论有两层含义。中东专家已经再一次证实了自己政治上的愚钝。伊拉克人已经发出信号,他们会采取一些联军极不喜欢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