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六个月巴勒斯坦对以色列持续不断的发动暴力袭击，这让巴勒斯坦政权经济上变得贫穷。人均收入已经降低了三分之一，从2000美元降到了1400美元。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已经上升了50%。失业人口增长了四倍，失业率从11%上升到45%。联合国帮助消除困难的人数已经增加了十倍，从8.5%增长到85%。
美国大使Martin Indyk发现巴勒斯坦的经济“在崩溃的边缘”。来自联合国的一份资料预测，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PA“将在三月底崩溃”。为了阻止这个崩溃，以色列受到各方面的压力，用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话说，要“停止袭击”。
正如伦敦《独立报》解释的，这一压力背后的假设就是巴勒斯坦政权的经济问题陷入了混乱状态，就削弱了ＰＡ主席亚瑟・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恢复镇静的”协商的能力。很显然，那些呼吁以色列减少经济压力的人是在说不管ＰＡ做了什么（背信弃义，煽动仇恨，资助暴力活动），以色列文明的个人利益要求它保证巴勒斯坦的经济仍然要取得相当的进展。
温和的说，这就是最初的争论。
当联合国和罗得西亚（津巴布韦的旧称、南非和利比亚有问题的时候，它准确的追求相反的方法，强制实施禁运以在经济上削弱这些国家。有着多重的目标：削弱军事机械，惩罚领导，虚弱政权的支持者，使得百姓敌对自己的统治者。美国政府使用相同的战术：长达几代之久的禁运措施，如今仍然对古巴和朝鲜实施着。
这根本不是新鲜事，因为冲突一直有着经济的方面。古代的军队切断供应路线。中世纪的城市因为饿的利害所以投降。两个世纪以前，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的海军建立了海军要塞，切断法国的一切供应。一战和二战证明了经济削弱的广泛使用。
以色列正在做的（扣交税收、拒绝劳工进入并限制运动）正符合古代的、明智的，并有效的战争方法。那么，为什么大家期待他们做出别样的行动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原因和联合国或者美国没有关系，更多是和以色列人自己有关。他们发展了“新中东”概念（其他人现在附和），以色列长期的战争和安全部在于剥夺敌人的资源，而是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经济。美国分析家Patrick Clawson写到，这是“中东的意向，希望全世界都像法国在二战后对欧洲的计划一样：使用经济合作作为开端来重新建立连接，并使人们和好，目标就是普遍市场反过来可以带来紧密的政治联系。”
但是德国人融入和法国的意向中，值得一提的是，不是在希特勒统治时期，而是在纳粹被打败了以后。法国计划建立的基础是以前的敌人被击败了以后，在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以后，只有当萨达姆・胡赛茵成为历史以后，美国的援助才会流向伊拉克。
相比较之下，“新中东”的想法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就提供经济帮助。这就等于和敌人打仗的时候，还要给敌人送去资源――不是明智之举，用Efraim Inbar的话说，“阿拉法特和他的同行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的一部分”（3月5日《耶路撒冷邮报》《混乱如此严重》）。因此，阿拉法特的增强很难“重新镇静”下来。相反，这将给他提供资源建立更大的兵工厂，并将有更加持久的战争。
除非巴勒斯坦人放弃他们对以色列的战争，否则我们需要让他们看到侵略带来的沉重代价。代价越高，他们越可能很快的放弃敌对的行为。因此所有希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人都应该催促沙龙政府包围PA，越狠越好。讽刺人的时，这是每个人的长远利益，包括巴勒斯坦人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