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哈菲兹・阿萨德回合的叙利亚以色列的谈判现在永久的死了，现在是时候来一点回顾。在外交最后爆发的期间，从1999年13月直到2000年3月，西方学者、记者们和政客们做了所有执迷不悟的预言，就值得审查，因为他们包括一些有用的教训。
在以色列和西方公开的观点同意，叙利亚政权已经决定和以色列和好；只有细节仍待解决。这个报纸的前任记者Hirsh Goodman写到，“和平对阿萨德至关重要”，几乎每个人都同意。
路透社列出了有用的三大最普遍引用的原因，即阿萨德需要结束和以色列的冲突的原因：他恶劣的健康状况，以及需要为儿子巴沙尔铺平道路，叙利亚的经济极端软弱，以及看到戈兰高地仍在以色列手中的羞辱。总统克林顿的寻找受遗赠者的做法也是有时被表扬。
12月开始谈判，激励了四处满了乐观的预测。克林顿断言，和平“在我们掌握之中”。拉宾诺维奇也许是以色列关于叙利亚问题的首要权威，他认为重新谈判“最幸运的时刻，但是为了达成以色列和叙利亚的迁就和调和”。以色列驻华盛顿的大使宣布他自己是“乐观派”，认为谈话将解决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部长Haim Ramon 勇敢的宣布政府“正着手协商，最终将带来和阿拉伯人的完全的和平”，并带来“整个阿拉伯世界完全的接受以色列可以和平安全的在那个地区存在下去”。 以色列商人说起在叙利亚开工厂，商会期望在协商以后出现巨大的经济增长。
这些欢呼一直继续，甚至到1月初协商破裂以后。克林顿未被吓住，仍然自信的宣布阿萨德和总理埃胡德・巴拉克都“希望和平，满足对方的需要。”法国外交部长韦德里纳更加慎重保持“适当的乐观”。有一些冒险人士详细说明了到底协议什么时候能够达成。
拉宾诺维奇在12月预测，阿萨德“必然已经计算了在接下来几个月之内必须制造和平。”巴拉克附和说，“就是几个月的事情”。
自从1974年埃及高级官员Osama al-Baz牵涉到了阿以外交之中的时间，比任何人都要长，他感觉有些含糊，预测“几个月，也许要一年才能达成和平协定”。国家秘书长助理Martin Indyk是另外一位经验丰富的观察者，他同样衡量到：“双方都决定在今年达成广泛的和平”。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一致同意，“肯定是今年”。
非常惊人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令人为难的预测都是古老模式的一部分。比如，在1994年8月，普林斯顿大学的Fawaz Gerges预言到“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谈判的突破即将到来。”阿拉伯媒体甚至更加具体说，到1994年就会实现。1995年，法国的总统雅克・希拉克公开的预测以色列和叙利亚协议将在1995年底签署，埃及的总统穆巴拉克也如此说。同样错误的预测似乎每一年都在重复，直到阿萨德死了的时候。
简言之，六年来几乎没有例外，有权威的声音忽略一些明显的事实，就是叙利亚的顽抗，并持续的预测叙利亚和以色列的谈话将以签订和平条约达到最高点。
几乎美国人都知道错了，但是仍年复一年的犯错，他们到底根据什么得出的结论呢？
首先，小心群众的思想。就是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同意这将发生，然而没有任何原因会发生。不要害怕说出你的想法，尤其是关于未来的想法，甚至你只是极少数。
其次，监督政治分析家对他们的预测负责。当公司的盈利没有达到人们期待的时候，就要倒挂起来。但是在政治中，那些恶劣的预测几乎没有任何后果。为了改善这一点，媒体应该追踪到底谁说了什么，经常计算分数，并且（就像对共同基金的经理一样）倾听那些有着良好记录的人的观点。
再次，本着怀疑的态度听政客和其他人发表预言。比如，巴拉克曾经主张如果和叙利亚的谈话失败了，“就不可能避免和阿拉伯世界的另一回合的对抗”。当然，也许。也许以色列仅仅握住戈兰高地会减少战争发生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