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事情并不总像它们看起来那么简单；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虽出现危机，却仍有一线希望。
本人基于历史模式，从四点观察中得出这一结论：
首先，"和平进程"实际上是" 战争进程"。20世纪90年代期间的外交谈判让以色列人大量让步，但其结果却是有悖常情的。局势从1993年的一般差变成了2000年的极差。我们现在知道，以色列那些痛苦的退让，不仅没有引来巴勒斯坦人互惠的善意，反而刺激了他们收复失地的念头、野心、愤怒和暴力。
其次，以色列向阿拉伯人的让步会永远有效，而它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则可随时更改。一旦以色列人离开了黎巴嫩南部和加沙，他们也就永远地离开那里，戈兰高地或者东耶路撒冷都是这种情况。要想撤销这些措施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是不可能的。相比之下，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的紧张程度取决于人和环境，所以双方关系起起伏伏，代价相比低廉。每一届总统或者总理都可以驳斥前任的观点和基调。问题很快就能得到修正。
更加广泛意义上，美以纽带关系的力量远超过政治家和时事。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和这一双边的、特殊关系中"最特殊"的关系相比，这种关系是"国际政治中的家庭关系"。像任何家庭关系一样，这一关系有过高点（在NASDAQ（纳斯达克指数）包括的公司中，以色列公司数量仅次于美国，排第二位），也有过低谷（已经发生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Jonathan Pollard间谍事件继续令双方耿耿于怀）。当论及战略合作、经济联系、智识关系、共同价值观、联合国选举记录、宗教共同点，甚至在彼此的国内事务中存在的互相干涉的话，双方的纽带关系却分外紧密。
因而，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和阿拉伯人的政治关系压力重重，但和美国政府的关系则比较轻松，也具有灵活性。
第三，当以色列的领袖与美国政府之间保持坚固、互信的关系之时，他们会给阿拉伯人更多。比如，戈尔达·梅厄（Golda Meir） 愿意向尼克松让步，贝京向吉米∙卡特尔，拉宾、内塔尼亚胡以及埃胡德∙巴拉克向克林顿，沙龙向小布什，都是如此。
 Ramat Shlomo的房屋建筑，这里曾经是耶路撒冷的无人之地，奥巴马却反对以色列人在这里的新建筑。 |
相反，美国的不信任让以色列紧张，并放弃愿意一试的想法。 老布什当政时情况就是这样，奥巴马时期更是如此。鉴于奥巴马与一些著名的仇恨以色列人士（比如，Ali Abunimah, Rashid Khalidi, Edward Said, Jeremiah Wright ）的公开交往，当今的不平静早在他入驻白宫总统办公室之前就开始了。3月份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他的内阁在9日对耶路撒冷一则平常的建筑工作通知故作愤怒，之后在12日国务卿又打了一个严厉的电话给以色列方面，23日白宫又召开了紧急高层会议。
 Dennis Ross (右侧): 对内塔尼亚胡(左侧)过于挂念？ |
这些丑陋的，甚至是几乎史无前例的紧张局势对以色列的公众有着可想而知的影响力，使他们不相信奥巴马，更加排斥美国的压力，也让平常爱争吵的政客们齐心抵抗他的政策。
第四，美以关系的紧张关系让 巴勒斯坦的不妥协加剧，并提出更多的要求。以色列的艰难处境却赋予了巴勒斯坦领导人力量；如果美国施压让以色列人让步，因而导致双方关系紧张，巴勒斯坦人将坐享其成。2009年中期就是如此，当时马哈茂德∙阿巴斯通知美国人他们想从耶路撒冷得到什么。相反的，当美以关系协调时，巴勒斯坦领袖会感受到压力，不得不与以色列人会面、假装协商、签署文件。
结合这四点推论将得出一个违反直觉的结论：紧密的美以关系造成以色列无可挽回的失误。而美以关系的僵持却阻止失误的产生。奥巴马也许希望和以色列斗争一下能够带来协商，但却会适得其反。他也许想他正在取得外交的突破，但实际上他正在朝相反的方向走。因此，那些惧怕更多"战争进程"的人们可以因为本届政府的错误而获得一些慰藉。
美以关系的复杂性给矛盾和疏忽留有更多空间。越过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事件看当今局势，也许正预示着好的结果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