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伦敦的爆炸事件中，伊斯兰主义者杀死了52人，造成700人受伤，促使英国当局与穆斯林合作以防止将来的暴力事件。
然而，他们并没有转向那些反对伊斯兰主义者的穆斯林们——即那些拒绝以在欧洲实施伊斯兰教法为胜利目标的穆斯林，他们提拔非暴力的伊斯兰主义分子，希望这些人能够说服死硬的宗教狂热分子以合法的方法来表达他们对西方的仇恨。这一努力主要以塔里克∙拉马丹（Tariq Ramadan (1962出生)）——一个著名的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为标志。比如，伦敦的首都警察局部分资助了一次会议，拉马丹在会上作了讲演，总理布莱尔指派他参加一个官方的"工作小组来解决极端主义"。
 艾森豪威尔 (中间的) 接见穆斯林代表团。赛义德∙拉马丹在右侧站着，手里捏着一张纸。 |
安置伊斯兰主义分子似乎看起来是一个全新的和聪明的主意，但是这个主意既不是新的，也不聪明。西方政府几十年来都未能与伊斯兰主义者成功结盟。实际上，他们早已经和拉马丹家族结盟了。
1953年艾森豪威尔（ Dwight D. Eisenhower） 招待了一群外国穆斯林，其中包括赛义德∙拉马丹 (1926-1995)，此人可能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主义组织的领袖——这个组织就是疯狂的反西方的穆斯林兄弟会，也是塔里克∙拉马丹的父亲。艾森豪威尔和拉马丹会面的背景是美国政府不断努力要和穆斯林合作，以对抗苏维埃的共产主义，同时，把赛义德·拉马丹安排在中央情报局的工资名单上。美国的外交官 Talcott Seelye当时和他见过面，解释道："我们认为伊斯兰教可以制衡共产主义"。
 Gerhard von Mende |
换句话说，西方政府有着忽视伊斯兰主义者可憎意识形态、并与他们合作、甚至加强他们力量的历史。
在一个令人震惊的调查性历史研究中，以前在《华尔街时报》工作过的普利策奖获得者记者 Ian Johnson，在他最近出版的书《 慕尼黑的一个清真寺：纳粹分子、中央情报局以及穆斯林兄弟会在西方的崛起》 中，揭示了这一戏剧性的迂回曲折变化。
Johnson在开篇就对纳粹有系统地从战俘中招募苏联穆斯林的努力做了回顾。许多穆斯林憎恨斯大林；在二战中大约15万和30万穆斯林为轴心国而战。换句话说，在他们未完成的、针对 阿拉伯人的宣传努力之外，纳粹分子实际上派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主要是学术上著名的纳粹狂热分子Gerhard von Mende带领下的土耳其穆斯林。
Johnson继续写道， 1945年德国战败以后，von Mende继续进行和前苏联穆斯林合作的反共产主义工作，当然现在是在冷战的背景下。但是他那由前士兵组成的网络证明不能胜任煽动穆斯林敌对苏联的工作。比如，他们的主要参谋曾经在SS 师（党卫师）担任过伊斯兰教长，这个部队曾经在1944年镇压华沙的暴乱。伊斯兰主义者迅速证明在这个政治和宗教挑战面前，他们自己更有能力。Johnson 解释道，他们"穿西装，都有大学学历，并能够以政治家可以理解的方式对自己的要求进行系统阐述。"
 赛义德∙拉马丹 |
Johnson 展示了美国人如何在没有任何人刻意计划的情况下，侵占了von Mende的人员网络，并将它交给了赛义德∙拉马丹。Johnson认为，美国早期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扶持，正好给予了它建立一个伊斯兰主义组织、欢迎20世纪70年代涌到欧洲的穆斯林移民的手段。
因此，如果伊斯兰主义者主宰欧洲穆斯林有两个秘密的赞助者，那他们就是纳粹分子和美国人。它在巴巴罗萨行动中的源头揭露了今日伊斯兰主义分子的丑陋谱系。希特勒和他的帮凶不可能预见这事，但是欧洲阿拉伯的舞台是在他们帮助下设定的。
美国对伊斯兰主义者的支持促使Johnson警告大家，和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同流结盟是无用的——正如布莱尔最近再次试图做的。不管多么努力，它总是会危害西方。这一教训很简单：要认识历史，绝不能支持伊斯兰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