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海军和空军曾经决定了战争的结果，但是不再会如此了。今天，电视制片人、专栏作家、牧师和政客在决定西方会打得怎么样上面起着关键的角色。这个次序有深层次的含义。
像二战这样的传统的战争，战争有两个基本的前提，他们几乎都未被发现。
第一：参与到为胜利的全部的战斗都是传统的武装力量。相反的方面配置士兵的密集的等级、坦克的排列等级、轮船的舰队和飞机的编队。上百万的年轻人参加战争而平民忍受贫困。策略和智慧很重要，但是人口的数量、经济和军械占更重要的作用。一个观察员根据以客观的因素如钢铁输出、油桶数量、轮船制造和对土地的控制等制定出表格。可以估计战争的进展。
第二个前提：每一方的人口忠诚的支持他们国家的领导。毫无疑问的是， 叛国者和持不同政见者需要被踢出去，但是广大的政见相同者支持统治者。这在苏联尤其是值得一提，在苏联斯大林的惨无人道的大规模屠杀没有停止人们把所有的都献给“母亲俄罗斯”。
这个范例的两个方面现在在西方都已死掉。
首先，对传统的敌人的力量的全方位的战争, 几乎已经不存在，被更加不直接的游击战、叛乱、暴乱和恐怖主义的挑战所代替。这种新形式适用在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在越南的美国人和阿富汗的苏联人。现今这也适用于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战争，在伊拉克的联盟的力量还有针对恐怖活动的战争。
这种改变意味着美国军队所称的“数绿豆”（数士兵和武器）现在几乎是非实质的，如同经济的调查分析或者领土的控制。不平衡的战争代表了警察的实施，而不是早些时代的战斗。如同在与罪犯作斗争，单方在密集的武装上享受一个巨大的武力上的优越。而弱方随便的违法并且肆无忌惮的无情的追求权力的。
首先，古时团结和一致被拆开。这个过程已经被进行了超过大约一个世纪了（以1899到1902年的 布尔人战争的英国方）。正如我在2005年所写的：“忠诚的信念已经被根本的改变了。传统上，一个人被假设对他的出生的社区很忠诚。 西班牙人或者荷兰人对他的君主效忠，法国人对他的国家效忠，美国人对宪法效忠。那种假设现在是过时了，被对个人的政治群体效忠所代替――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或者伊斯兰主义（唯心实在主义），命名了一些选项。地理上的和社会的联系比起以前的重要性差的多了。”
现在上演的忠诚，战争更多的取决于专栏评论并且很少取决于战场。好的辩论、流利的华语、微妙的舆论导向和很强的民意调查数字，这些比起占领一座山或者跨过一条河意味着更多。团结、民心、忠诚和理解是新式的钢铁、橡胶、石油和军火。 民意的领袖是新的国旗和将军。因此，如同我在8月所 写，西方的政府“需要把公共关系看作是他们的战略的一部分”。
甚至在诸如伊朗的获得核武器的案子中，西方的公共意见是关键，而不是军火。如果联合，欧洲和美国人会可能劝阻伊朗继续核武器的生产。如果不能联合，伊朗人会大胆的投入生产中。
Carl von Clausewitz 所称的战争的“中心引力”已经从武装力量转移到了人们的心思和意志。伊朗人是否会接受核武器带来的后果呢？伊拉克人是否会欢迎联盟军队为解放者呢？巴勒斯坦是否愿意在自杀式的爆炸事件中牺牲自己的生命呢？欧洲人和加拿大人是否想要一个有信用的军事力量？美国人是否把伊斯兰主义看作代表一个致命的危险？
非西方的策略认出了政治的首要的东西，并且专注其中。胜利的一线希望（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1975年在越南，还有1989年在阿富汗）所有的都依靠在腐蚀政治意志上。基地组织的第二领导 Ayman al-Zawahiri在2005年7月的一封信中重新将这个意见法律化，观察到伊斯兰主义分子的超过一半的战争“在媒体的战场上发生”。
西方有幸重新控制军队和经济的领域，但是这些不再足够。伴随它的敌人，它需要给与战争的公共关系以适当的注意。
--------------------------------------------------------------------------------
2006年10月19日更新：John T. Broom用历史性的角度在很多重要的方面补充了我的分析。文章的题目为《菲律宾和爱尔兰是早期媒体影响的其他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