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旦读到美洲和伊斯兰教关系委员会（以下简称CAIR）上个星期发布的年度报告《不平等的保护：2005年美国穆斯林民主权利现状》，你将明白为何美国的穆斯林的经历越来越糟。尤其是，“反对穆斯林的仇恨型犯罪”的数量正在急剧增长：“从2002年的42个案例，到2003年42个案件，到2004年141件案例。
这则新闻成为主流媒体的头版头条。《纽约时代》宣布《针对穆斯林的偏见型犯罪增长了50%》；《华盛顿邮报》报道，“针对穆斯林的犯罪与日俱增”；《洛杉矶时代》回应到“穆斯林证明对他们的仇恨型犯罪率上升”。这些主流的报纸把CAIR的研究当成严肃的研究作品，并且使用之作为重要的证据材料。
但是CAIR是瓦哈比教派游说团体的一部分，（并非像主流媒体的记者），我们认为认真，近距离的审视报告是很好的主意。我们审查了一些细节，比如43页的“2004年CAIR收到的反穆斯林的仇恨型犯罪的例子”，加上53页的一些“例子”，并发现了到处满了夸张和歪曲：
1. CAIR 引用了2004年7月9日的 公然的纵火罪一案，这个案件发生在华盛顿埃弗雷特穆斯林拥有的一家水果商店中。但是，调查人员很快决定商店的经营者Mirza Akram筹划了这次纵火事件为了付本来该付的钱，并为了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虽然，Akram的古怪行为在很久以前就被揭露为欺诈，CAIR却仍然把此案列为反穆斯林的仇恨型犯罪。
2. CAIR也说2004年8月6日“德克萨斯州的一家穆斯林拥有的商场被烧毁”。但是，就在事件发生的一个月以后，店主就被逮捕了，因为自己放火烧毁自己的店铺。为什么CAIR要把这次事件包括在自己的报告中呢？
3. CAIR列举了2005年3月的刑事诉讼案件，原告是Salmi家族，起诉家庭用的汽车被炸毁。CAIR说这就是2004年收到的一起仇恨型犯罪案件。然而，这次诉讼中认定的犯罪行为发生在2003年3月，同一起案件早被CAIR计算在2003年的案件中了，这不应该在2004年的报告中再次被列出来。
4. CAIR报道“一个自制的炸弹在德克萨斯州斯普林休斯顿郊区的Champions清真寺的外面爆炸，”其中指出目击证人说事故发生在2004年7月4日，看到“两名白人”安放炸弹。我们在调查这个案件的时候，发现斯普林的警察局不能找到认可关于爆炸的文件档案。再查询这个清真寺，并给CAIR发送邮件，都没有音讯。证据不足以显示这个案件曾经真实发生过。
5. CAIR指出“马萨诸塞州的调查人员仍然在调查一个可能的仇恨型纵火罪，犯罪针对的是斯普林菲尔德的Al-Baqi伊斯兰教中心。”然而这个案件在很久以前被按照简单的盗窃犯罪而判决，这是CAIR自己的网站上贴出的新闻所说的。2005年1月21日，美联社的报告指出公诉人认为这次纵火案件是由一群青少年实施的“他们进入Al-Baqi清真寺抢了钱和糖果，并放火销毁证据”。他们澄清，这些男孩“根本不是因为对穆斯林的仇恨而实施犯罪”。
6. CAIR这样描述发生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的一个穆斯林家庭中的事情：“他们在2004年10月的一天晚上吃饭之时，子弹穿过他们的房屋”两个月以后，他们的卡车被撞毁。但是证明这是仇恨穆斯林的案件的证据只有Dehdashti一家人的证词，没有警察局的证明。Pima县警察局的侦探Frank Rovi进行的射击证据调查，他说，根据邻居们证明，Dehdashti房屋附近的荒凉地带经常被用作射击练习场地。这次事件也并没有被认定为仇恨型犯罪，两个案件都于2005年2月被除去了，远远在CAIR的报告出版发行之前。
CAIR所列举的2004年的20起“反穆斯林的仇恨犯罪”中，至少有六个是无效的，此外继续调查很可能发现其它14个例子的问题。
这也不是CAIR的第一份不可靠的报告了；早期的那些报告更差。拿1996年CAIR的报告来说，恐怖主义专家爱默生（Steven Emerson）在国会证明中说“报告的大部分的诉讼案件都已经被发现有虚构、伪造、歪曲的嫌疑，或者不在仇恨犯罪的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1996的报告包括逮捕Musa Abu Marzouk，他是哈马斯的领袖；包括审判拉曼（Omar Abdul-Rahman），而他是瞎眼的教长，是阴谋炸毁纽约自由女神像的“一日恐怖活动”的罪魁祸首。
更为荒谬的是，CAIR把1998年2月26日发生在耶路撒冷的枪杀阿穆德（Ahmed Hamida）的案件认定为美国人的仇恨型犯罪，阿穆德逃跑过程中开车进入以色列平民聚居区，杀死一人，并杀害了23人。人们可能在向，为什么在以色列杀死恐怖分子被认定为美国人的犯罪呢？抑或这只是CAIR的编造？
实际上，CAIR 的主张中没有多少能合格。CAIR的重大的不准确性已经发生了潜在性的后果。注意《新闻周刊》报道了2005年5月9日的事件以后发生的事情，其中指出《古兰经》在古巴Guantánamo的美国监狱中被亵渎。穆斯林世界的抗议者义愤填膺，其中阿富汗的示威游行已经演变成了暴力活动，并至少杀死了16人。《新闻周刊》最终收回了这个故事，但是为时已晚。如果人们也同样反应的话，CAIR的错误报道可能已经引起了类似的暴力活动。
CAIR的员工没有向我们暴露没有收回可查明的错误事例的原因，就是包括在那些夸张的“仇恨”数据中间的错误例子，但是我们可以想出两个原因：为了恐吓它的支持者，因此能够募集到更多的资金；为了控告美国的公众，因此为伊斯兰教徒赢得更多的特权，比如美国参议院 2000决议猛烈抨击美国穆斯林人群所遭受的“歧视和灾难”。
但是为什么记者要报道CAIR调查的结果呢？装作好像它来自于无偏见的观点，好像过去的研究一直都非常可靠，好像它的民意测验非常科学，好像调查没有被用作威胁那些和美国穆斯林持有不同政见的人，又好像它没有试图保护奥萨马本拉登的形象，还好像 CAIR的五位员工和董事会成员与恐怖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也好像它不是9/11恐怖诉讼中的被告辩护人？
人们在想，古老的媒体到底还要忽略CAIR不可靠的调查多久呢？还要多久才能报道 Steven Pomerantz的话语呢？他是联邦调查局反恐部前任部长，他说CAIR的活动“有效的资助了国际恐怖主义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