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特（Lawrence Auster）说我对伊斯兰教的观点是“泛基督教主义”，他自己的方法是“文明主义”。我更喜欢称我的观点是历史性的，而他的是实在说。就是，我强调事情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而他则视之为静态的。比如，他强调连续性追溯到几个世纪，我则集中注意自从1969年我开始研究伊斯兰教时开始的巨大改变。
他的主张的核心就是“温和的伊斯兰教不可能存在。”对此，我的回复是伊斯兰教能够成为穆斯林所希望的那样。我建议他研究穆斯林的历史，所以他自己能够理解（举两个极端的例子）Bosnian和Najdi 的伊斯兰教徒为何最后落到了那般的地步，一个是最忍耐伊斯兰教徒之一，而另一个肯定是最极端的。
在过去宗教已经出现了重大的改变，当然肯定会继续如此。我们大多数人都同意穆斯林世界现在正经历着最恐怖的危机，但是奥斯特认为这是一个永久的情况。我认为这是暂时的，也许可以与德国在两战期间的局势。
尤其是，奥斯特的观点的基础是静态的理解《古兰经》，忽略穆斯林的观念在过去到底改变了多少，并将继续改变。已经存在一些解释了（比如苏丹学者Mahmud Muhammad Taha的例子) 翻转了几个世纪对《古兰经》的解释，将使得伊斯兰教和现代化相适应。他们的存在证明已经准备好改变了。
奥斯特写道，我很“怀疑”温和派的伊斯兰教徒（或者反伊斯兰教主义的伊斯兰教徒）会存在。但是我个人曾经和温和的穆斯林肩并肩工作，并提供了具体的例子（细节见《为温和派的穆斯林正名》）。对于奥斯特拒绝了他们的存在，他只是更相信理论而拒绝事实。
我发现奥斯特把伊斯兰教和苏联共产主义相比较是很无礼的。但是如果他必须把一种信仰和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相比的话，那么他应该把伊斯兰教和社会主义这个整体相比，包括从社会民主党人到斯大林主义者的整个范围。
他认为我不应该对伊斯兰教论断，对此我说，一个人的信仰不在我的评价范围之内，我只评价整个人的政治观念和行为。我建议总体上不把专业研究和信仰问题搅和在一起是个好主意。
至于他的钻研，“自从何时开始研究一个主题就要求排除人们对问题的批评呢？” 我回答到，我的研究不是关于伊斯兰教信仰，而是历史中的穆斯林。我一再的重复发出了这个角度的信号。比如，我的书的副标题中（“军事体制的起源”，“伊斯兰教和政治权力”，“伊斯兰教和中东政治的观念”）。相比较之下，他如果试图在我的传记中找到关于对《古兰经》中的神性的概念，以及Rumi的诗歌，以及苏非派的信仰等的评价，只会徒劳无获的。
奥斯特认为前现代伊斯兰教的观念（“中世纪伊斯兰教的荣耀很大程度上是个神话。那是一个寄生的文明，他们的成就主要依赖于附属的民族的工作，比如拜占庭人、犹太人和印第安人，当他最终消灭它的主人的时候，它就开始衰退了”）是肤浅的映射了今天的问题。实际上，它的前提（“一个寄生的文明”）只是矛盾。有一个真实和重要的伊斯兰教文明，并且在1005年，它代表了人类当时最好的水平，就是关于学习、治理和普遍发展。我建议奥斯特在离开前先好好的在打打基础，了解这个文明。
奥斯特把我描述为传统伊斯兰教的护教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Pipes否认传统伊斯兰教所具有的侵略性、集体主义的、种族灭绝的和残暴的方面…他唤起了对伊斯兰教整体的和传奇式的看法”）。我对历史伊斯兰教的观点是依其陈述的“完全积极的”，值得注意的就是我的文章中根本没有谈及圣战，伊斯兰教的政府，沙里亚法，奴隶制度和讨伐异教徒。我希望奥斯特在得出任何结论之前多花点时间来看看我的文章。比如，2002年的一篇长的文章《圣战和教授们》，还有其它几篇短型的文章， 《哈佛和圣战》，《圣战是什么？ 》，这些文章都是谈论圣战，并比奥斯特所想的更加态度强硬（一个地方我称之为“可怕的现实”；另一个地方，我引用Bat Ye'or的话，说圣战所带来的灾难，就是通过“战争，剥夺，讨伐异教徒，奴隶制度和死亡”所带来的灾难。）那么奴隶制度呢？ 我的第一本书的题目就是《奴隶士兵和伊斯兰教》。 在这个主题上，我也发表了一些稍微次要的作品（大多数可以追溯到1980年左右，网络上找不到）题目诸如《Mawlas:伊斯兰教初期奴隶和改变信仰者的解放》以及《为什么军事奴隶制度存在呢？》。
准确的说，我在想我到底该做什么来证明我对前现代的伊斯兰教的观点不是妄想呢。
就是说，我根据它的时间标准来看待前现代的伊斯兰教，不是我们的标准，这样我就没有奥斯特那样做出论断。此外，我吸取了广泛的学者的意见，多数人一致认为在伊斯兰教历史的前半个时期，追随者没有他们的欧洲基督徒对手那么“具有攻击性，集体主义，种族灭绝以及残暴”。犹太人一致的反应就是逃离基督教界加入伊斯兰教，这一现象就是现实的一个证据。
最后，我必须对下面的结论进行反应“Pipes对伊斯兰教的尊重，以及他对它本质上的仁慈的相信，以及他的持久的希望（不管所有的证据），希望我们最终会和伊斯兰教完全和谐共处，这与他对伊斯兰教危险的现实性分析相互矛盾。”是的，我曾经尊重了10亿人民的信仰，但是我从来没有记起自己支持“伊斯兰教本质是仁慈”。相反，我曾经公开的反对总统布什的公开表达“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至于我的希望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完全和谐共处，这是一个希望。但是在1940年，谁能想象完全和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和谐共处呢？这样的希望是功能性的。至今几十年过去了，证明这个改变是可能的，就是通过战争的胜利，以及对战败国的明智的引导，让他们按照温和的、现代的和睦邻友好的方法理解自己的传统。
至于奥斯特分析的第二部分，他的政策建议；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建议与我的没有太大区别，就是我在三年以前在《谁是敌人？》的文章中所建议的， 奥斯特坚持主张“西方必须对抗伊斯兰教，并削弱它的力量以至于穆斯林没有几乎煽动针对我们的圣战。在这些条件下，一个更加正派的伊斯兰教也许会出现。”这种两面的方法象征了或许甚至源于我打败极端伊斯兰教的计划。随后促进温和派的穆斯林。总之，奥斯特和我一致同意， “更加正派的伊斯兰教”才是唯一的答案。
我将让奥斯特来解释他的“正派”的伊斯兰教和我的“温和派的”伊斯兰教有什么不同（他坚持认为温和派的伊斯兰教“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如果伊斯兰教不能改变，那么他为什么还和我一样坚持着伊斯兰教改变的希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