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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朗采取绥靖政策吗？

作者 Daniel Pipes
耶路撒冷邮报
2008年09月25日

英文原文: Appease Iran?

在希特勒之后，对独裁者采取绥靖政策的方法（丘吉尔嘲笑说安抚希特勒就是喂鳄鱼，希望最后总能吃掉一个）似乎永远不为人们相信了。但是这个政策也有一些成功之处，如今在对付伊朗共和国问题上仍然是诱惑。

学术长期挑战对绥靖政策的毁谤。早在1961年，牛津的A.J.P. Taylor 就证明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的努力是正确的，而德克萨斯州的A&M的克里斯托夫・莱恩现在却主张张伯伦“对所处理的问题尽了最大力量”。美国加利福尼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科学家Daniel Treisman发现反对绥靖政策的普遍假定“太强烈了”，而他在佛罗里达大学的同事Ralph B.A. Dimuccio 称之为“过分单纯化”。

1938年9月30日，内维尔・张伯伦错误的宣布“我们的和平时代到来了”。

也许在支持绥靖政策的论文中最令人信服的是英国历史学家肯尼迪（Paul M. Kennedy）的文章。他在耶鲁大学任教，主张绥靖政策有着漫长和可靠的历史。在他1976年的文章《1865到1939年英国绥靖外交政策的传统》，肯尼迪定义了绥靖政策是解决争议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理性的谈判和妥协来承认和满足不平，”因此避免了战争的劫难。他说，这是乐观的方法，帮助人类变得理性和和平。

从首相格莱斯顿任职到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耻辱这段时间，用肯尼迪的话说，绥靖政策是“完美的高尚的”化身，甚至“是英国独特的外交方式”，非常符合这个国家的品格和处境。肯尼迪发现这个政策有四个准永久性的基础，所有的都恰好的适用于今天的美国。

道德上：19世纪初福音运动席卷英国以后，英国的外交政策就包含了公正和非暴力解决纠纷的强烈的精神。
经济上：英国作为世界的头号贸易国，避免打断商业运转对它有着重大的国家利益，因此它会遭到巨大的损害。
战略上： 英国的全球帝国意味着它是过分扩张了（用约瑟・张伯伦的话说，“疲倦的巨人”）；因此，它就不得不选择保守的作战方法，可以接受妥协，以及解决冲突的常规方法。
民主上： 公民权的扩张让公众的观念成为决策制定中不断增长的因素，公众不喜欢战争，尤其是不喜欢昂贵的战争。

结果，超过70多年，伦敦很少有例外的继续使用着这个“实际的、调和的和理性的”外交政策。一而再，政府发现“和平解决争端比诉诸战争更利于英国”。尤其是，绥靖政策稳定的影响了英国对美国的政策（比如关于巴拿马运河，阿拉斯加的边界，拉丁美洲在美国影响范围）并且包括影响了和威廉德国的关系（“海军假日”建议，殖民退让，限制和法国的关系）。

肯尼迪积极的判断这个政策，适当的引导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外交关系几十多年，“束缚了英国政治传统中许多较好的方面”。如果不是巨大的成功，绥靖允许英国容纳了它的非意识形态对手扩张影响力，这些对手如美国和德国，他们普遍被认为是毫无面红耳赤的争论的接受退让。因此它显示了英国的温柔的拒绝。

然而在1917年后，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退让没有平息新的意识形态的敌人（20世纪30年代的希特勒，20世纪70年代的勃列日涅夫，20世纪90年代的阿拉法特和金正日，现在的霍梅尼和内贾德）。这些理论家所使用的退让和骗人的诡计让他们不希望得到的报酬。他们有着对全球霸权的野心，不能采用绥靖政策。让步真正就等于喂鳄鱼。

不管今天多么的混乱，绥靖政策一成不变的要求现代西方的精神, 不可避免的出现民主国家面临意识形态上的敌人的威胁。比如，提到伊朗乔治W. 布什也许会勇敢的抨击“绥靖的错误安慰，已经一再的被历史证明”，但是《中东季刊》的编辑Michael Rubin正确的认识到，在现实的美国政策中，“布什正在对伊朗使用绥靖政策” 。

总结一下，绥靖政策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半以前，这个政策有过一些成功，并将永远存留下来。但是，对意识形态的敌人，国家必须自觉地拒绝绥靖政策，以免忽略20世纪30年代，20世纪70年代以及20世纪90年代悲惨的教训。以免这些教训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