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关于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危机的精彩的社论中，在一个令人吃惊的文章中，《纽约时代》写到一所大学的报道调查了学生们对中东研究的抱怨“是极为不满意”因为这些抱怨是“如此的局限”。文章观察到“临时申诉委员会报告”集中在学校恐吓学生上面，忽略了学生主要的是痛恨“几个教授不中听的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的偏见”。
哥伦比亚校方更喜欢处理教室中的坏习惯而不是处理学校偏见的深层问题，这很明显是自我保护的开始。前者可以通过教训就可以解决。后者需要对大学的条例等系统的评论，提出一些棘手的问题诸如排除多种意见和雇佣中可能的政治偏见。
正如调查持续不断发现的这些较大问题的出现是因为阿以冲突是左右翼之间的辩论之内的小侧面。简言之，左翼不断的充满对以色列的敌视而右翼则怜悯之。
哥伦比亚报道应当已经迅速地和大规模的解决了学院的转换为（包括中东专家们）左翼。
巧合，这一股左倾的潮流就是一个最新发表的调查的题目，即《政治和大学学院之间的专业人员进步》。先不说这冗长的题目，这个严峻的和重要的研究包括了许多有趣的东西。
用这一方法论作为交叉列表的政治性的自我描述和多种的衰退分析，联合作者（史密斯学院的退休政府教授Stanley Rothman；乔治梅森大学的通讯专业教授S. Robert Lichter；还有多伦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Neil Nevitte）回答了两个问题：
- 美国学院如何看待政治？ 当教授们被问及他们对政治的展望时，他们比普遍的大众要高四倍的要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在一些院系中（最多的是英文文学院，其次是哲学、政治科学和宗教研究），超过80%的学院称自己是自由主义派的并且低于5%的称自己是保守派的。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差别已经促进了“根本的左倾”，并且仍然在继续增长。
- 为什么学院如此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者抱怨地方政治偏见。自由派反驳保守派是笨蛋。用Robert Brandon的话说杜克大学的哲学系，“我们试图雇佣最好的，最聪明的人。就像John Stuart Mill所说的，如果愚蠢的人们普遍都是保守派，那么有许许多多的保守主义者我们永远不会雇佣”。
哪一方是正确的呢？ 保守派是正确的。
Rothman先生等发现甚至就是在专业人员的成就是平等的情况下，自由主义者的前景预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更高质量的教育关系”。他们甚至分派了一个数字给这个自由主义者：“在决定学校质量的时候，教授们的自由主义者倾向性的重要性大概是他们的专业成就的五分之一”。Robert Lichter说这就意味着“比起民主党人士，共和党人只会得到更差的工作”
读者们得出结论，保守主义者抱怨“在学术界自由主义者的同质值得严肃的对待”。他们也说他们的发现“强烈的暗示出左倾主义在最近几年已经在大学的校园中出现，在一些院系已经到达了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已经变成了面临灭绝的一群人的程度。
面临灭绝的一群人？ 在David Horowitz更严厉的观察中“这些日子大学是左翼势力独占鳌头的地方。一个保守派的教授或者一个共和党人或者是福音派的基督徒的教授就像独角兽一样稀少”。一篇哈佛大学的《哈佛红》文章中承认到Rothman研究指出在适用在哈佛大学身上时，“查尔斯河畔的克里姆林宫”事实上也许是正确的。
Rothman 团队的工作不可能会被校园里听到。现代英语协会的执行董事 Rosemary G. Feal对此项发现的回应是可以预料到的愤怒，“让我犹豫不决的是这是否是垃圾”。
假设Feal女士的回应会成为最卓越的一个，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大学创造政治的平衡性的工作会竭尽所能得请求教授雇佣保守派。这将是股东们集中的和拖延性的努力，（男校友、学生、学生家长、立法者）重新要求归回已经变成左翼堡垒的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