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住在美国的美国公民，我是否可以公开的对以色列的决策问题发表评论呢？
 施韦策希望我不要对以色列政府的决定作出论断。 |
施韦策并没有直接说出他愤恨背后的逻辑，而是说出了一贯的话：除非一个人住在以色列，住在争议发生的地方，并交税，置身于危险四伏的街道，并有孩子在部队里，否则他不应该事后对以色列的决策指指点点。广泛意义上讲，这一方法是美国和以色列公共关系委员会和其他有名的犹太人组织的立场的支持者。
我尊重这一立场，但是不会接受它的原则。我的职责就是对外国政府的行动做出反应，这就是作为一位美国外国政策分析家的职责，这就是花时间在这个国家，在国防部，作为美国和平研究所董事的职责，这也是成为专栏作家接近十年以来让自己不受任何观点的束缚的原因。对我的著书的一个回顾，自我发现对许多政府进行过评论，包括英国、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伊朗、尼泊尔、沙特、韩国、叙利亚和土耳其。
很显然，我的孩子没有在所有这些国家的部队服役，但是我评估他们的发展来帮助我的读者思考。值得一提的是，任何在这些国家的人从来没有让我撤回对他们内部事情的评论。并且施韦策自己也给其它人提供建议；比如，在2005年7月，他教导在欧洲的穆斯林领袖要“更加有力拒绝极端的伊斯兰教势力”。独立的分析家可以这么做。
所以，施韦策和我可以对世界的发展进行评论，但是当谈到以色列的时候，我的思想就应该全然空白，我的舌头就应该停止，我的键盘就应该静止不动吗？很难。
在更加深刻的层面，我抗议整个的特权信息的概念――即一个人的地址、年龄、种族、学历、经验或者一些其它的特征才能证实一个人的观点是正确的。最近Christopher Cerf 和 Victor S. Navasky出版的题为《我希望自己没那样说：专家发话，我就错了！ 》一书进行了幽默的剖析并解释了这一观点。
 埃胡德・巴拉克这位以色列历史上最会掩饰的士兵犯了一个错误。 |
拒绝在信任基础上的信息、观点或者分析是错误的。正确和重要的思想可以来自任何的出处――哪怕是几千英里以外的地方。
本着这种精神，下面是我对关于施韦策对昆塔事件的观点的两点回应。施韦策主张“没有尽最大的努力拯救落入敌人手里的任何国民或者士兵将打碎以色列社会的基本观念之一。”我同意，营救士兵或者他们的遗体是非常有用，道德上的有尊贵的优先性，但是“最大可能”是有限度的。比如，政府不应该把活着的公民交给恐怖分子来换回士兵的遗体。类似的方式，上个星期奥尔默特政府的行动远远的超过了这个限度。
另外一点：施韦策宣称，“相对意义上来讲，最近和真主党的交换的价格是太低了。关于昆塔的释放是否准许了任何道德意义上真主党的胜利这是有争议的。”如果交易太廉价了，我恐怕要想象昂贵的应该是什么样的。随着昆塔的到达黎巴嫩，政府就开始了眼花缭乱的国家庆祝中，否认真主党的胜利就等于故意闭上眼装眼瞎。
